古埃及文明以其悠久的历史、宏伟的建筑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于世，其发展延续数千年，特别是在早王朝时期和旧王国期间达到高峰。然而，尽管考古学展现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变迁，关于古埃及人与其他地区人口关系和基因构成的疑问长期未能彻底解答。其中的关键障碍之一便是缺乏保存良好的古埃及DNA样本以供全基因组测序分析。近期一项开创性的研究突破了古埃及DNA的技术难题，成功获取并分析了一位据信生活于约公元前2855至前2570年期间的古埃及男性遗骸的全基因组数据。该遗骸出土于埃及贝尼哈桑附近的努韦拉特墓地，墓葬中独特的陶罐葬法可能为基因组的保存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对这名古埃及男性的基因组进行二倍覆盖测序，研究团队揭示了其复杂且多元的祖源成分。
其基因组构成主要由来自北非新石器时代人群的遗传成分组成，这一发现与现今北非和埃及地区人群的基因特征高度相关。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约20%的基因组谱系与东部肥沃月湾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区域的新石器时代人群相似。这种基因联系与同期或更晚期出现在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基因谱系相呼应，暗示了古埃及早期居民与东近东地区群众存在直接的人口迁徙和基因流动。 这一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古埃及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视角。虽然物质文化诸如动植物的驯化、象形文字体系的建立，以及陶轮技术等，都曾被考古学家视作文化传播的证据，但本次基因组研究更直接地表明，这些文化传播的背后已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基因的混合。换言之，古埃及社会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曾是多个不同族群汇聚、融合的舞台。
从历史时间轴来看，努韦拉特个体生活于早王朝与旧王国时期的交汇点。那个时代是埃及统一后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逐渐确立的关键阶段，伴随着金字塔建筑的兴起和王权的稳固。研究人员通过多种分析手段，还对该个体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及体貌特征进行了推断。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他在幼年时期生活于尼罗河谷的干旱炎热环境中，食物来源主要是包括小麦、大麦在内的谷物植物以及陆生动物的蛋白质。他的身体高度大约为157至160厘米，属于当时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范围，且拥有棕色的眼睛和头发，皮肤色素推测为深色至黑色，接近现代北非亚群的平均色调。身体骨骼特征显示，这位男性大多数关节和椎骨存在明显的骨关节炎迹象，提示他经历了长期的体力劳动，可能与陶工等职业活动相符。
基因组分析采用了包括主成分分析（PCA）、祖源构成模型（qpAdm）以及四基因位点状态统计等多种先进统计遗传学方法。整体上，努韦拉特基因组的遗传谱系类似于今日北非和西亚的群体，特别是与中期新石器时代的摩洛哥人和更早新石器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联系紧密。在祖源构成的定量模型中，约占77.6%的遗传成分可被中期新石器时代摩洛哥基因组解释，而约22.4%的成分则来自新石器时代美索不达米亚。部分模型还指出，少量来自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黎凡特地区的基因贡献也可能存在，但该比例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未检测到该遗传样本中存在显著的东部非洲或中、东、南非洲其他地区的基因成分。这与部分近代古埃及个体的基因组成形成对比，后者通常展现不同程度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影响，表明古埃及人口在时间上经历了多阶段的基因流动和混合。
这一古埃及早期个体遗传成分的构成，不仅展示了古埃及人与近邻地区复杂的互动，还为理解后续王朝时期基因流动提供了基线。与该早王朝个体约晚一千年的第三级中间期古埃及人的基因组相比，后者显示了更多来自黎凡特青铜时代群体的基因输入，反映出随着历史发展古埃及受到更多外域因素的影响。 当前古埃及基因研究的局限在于样本数量有限。努韦拉特个体代表了迄今为止较早期的古埃及全基因组测序样本，未来如果能获得更多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个体，将有助于绘制更完整的古埃及人口遗传图谱，推动对埃及文明人口迁徙模式、社会结构以及环境适应的深入理解。 此外，研究者们通过分析骨骼的牙齿形态和头骨测量数据，补充验证了基因组数据所揭示的生物学亲缘关系。牙齿特征与头骨形态均显示该个体与北非和西亚群体有关联，体现了遗传与形态学证据的一致性，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宏观文化交流方面，肥沃月湾地区的文化创新如文字系统的早期雏形、陶器制作技术及农作物的传播，早已通过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被证实影响古埃及社会。本次遗传研究则揭示，这些交流不仅仅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也包含了人群迁徙的基因遗传层面联系，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古代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互动的复杂性。 未来研究将着重于扩大古埃及以及邻近区域的古代基因组数据库，结合更加精准的年代学、考古和环境数据，共同解开埃及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遗传密码。此类多学科融合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古埃及，也对全球范围内古代人类迁徙、社会变迁乃至文明兴衰提供重要参考。 总之，这项基于古埃及旧王国时期个体的全基因组测序研究，为科学界首次揭示了古埃及人与北非及东近东地区人群基因交流的直接遗传证据，厘清了早期埃及人口形成的祖源结构。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中以为古埃及人口仅限于本土起源的局限，显示出早期历史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同样伴随着人群的基因流动。
这样的发现不仅增加了我们对古代埃及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也进一步证明基因组学在解读人类历史与文明发展中的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