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上最为悠久且影响深远的文明之一，其辉煌历史始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经历了早王朝时期和旧王国的鼎盛阶段。然而，关于古埃及人群的遗传起源和人口构成，长期以来缺乏直接的基因组证据，主要由于埃及干旱炎热的气候环境导致DNA保存极差，古代基因组数据极度匮乏。近日，科学家通过对一名生活于旧王国时期的埃及成年男性个体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揭示了古埃及时期的遗传构成，为理解尼罗河流域古代人群的起源提供了突破性的新视角。该个体遗骸于埃及中部努韦拉特（Nuwayrat）墓地出土，年代经碳十四校准推算为公元前2855年至2570年，横跨早期王朝和旧王国时期。遗体置于陶罐内的岩穴墓葬中，这种特殊的埋葬模式或许是DNA得以保存的关键因素。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这名古埃及人与现代北非地区人口具有较高的基因相似性，其基因组中约有77%的成分可追溯到北非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而约20%的基因组区域则来源于东部肥沃月湾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内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群。
这一发现首次揭示了古埃及不仅在文化领域与邻近地区存在交流，且伴随着一定的人口迁徙和基因流动。 通过主成分分析和ADMIXTURE遗传群体聚类分析，这位古埃及个体的基因组表现出一种复合遗传来源，主要是北非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基因基础，辅以来自东部肥沃月湾的基因贡献。其母系线粒体DNA属于现今北非和西亚较为常见的I/N1a1b2单倍群，父系Y染色体为E1b1b1b2b~，这两条单倍群在现代北非和西亚均有广泛分布，进一步印证了基因组的综合结果。科学家们利用qpAdm模型系统筛选多个古代人群作为潜在基因来源，最终确认北非中期新石器时代的摩洛哥个体和新石器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个体是最佳的混合成分。虽然目前古埃及单个基因组数量有限，但基于现有数据推测，古埃及人与邻近的西亚人群之间存在长期而复杂的基因交流网络，这一过程可能始于早至公元前六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农耕技术和文化传入时期。 与此同时，考古学证据显示，尼罗河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便开始引进肥沃月湾地区的文化元素，如农业种植、家畜驯化以及最早的文字形态，这一文化传播显然不仅限于物品和技术层面，同样反映在人口流动和基因渗透之中。
文化交流通过贸易路线得以持续发展，并在第四千纪晚期得到强化，正值美索不达米亚兴起苏美尔文明的时期，北非与西亚在经济和人口上均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也在古埃及早期的创新中展露端倪，如坩埚轮的引入和象牙铭牌上的象形文字。 除了遗传分析之外，研究团队还针对这名埃及男性进行了牙齿形态学和头颅测量研究，结果与基因数据一致，均显示其与北非及西亚相关人群的紧密生物学联系。骨骼分析表明，该个体年龄较大，估计死亡时约44至64岁，具备典型中年劳作的骨关节病变，显示其可能从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推测职业与陶工相符，而其尊贵的陶罐葬可能反映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通过多重同位素分析还确定此人自幼生长于尼罗河谷的干热气候环境，其饮食以陆地动物蛋白和种植谷物为主，呈现典型古埃及人的饮食习惯。 在古埃及后续历史阶段，研究人员对第三中间期（公元前787年至前544年）出土的个体基因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在这段时期，利凡特地区的基因成分比例出现显著提升，这可能归因于青铜时代迦南人的扩张以及外族统治者如喜克索斯的介入，体现古埃及族群构成的动态变化。进一步对比现代埃及人口的基因构成，发现现代个体的祖源更加复杂，除了与古代努韦拉特个体和北非新石器代祖先的密切关系外，还夹杂着青铜时代利凡特族群及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基因贡献，反映埃及作为连接非洲和西亚的桥梁角色，长期承受多源迁徙与融合的影响。
研究不仅成功解绎了古埃及旧王国时期首个全基因组数据，展示了古埃及人与邻近地区的基因连接，也为未来从更多遗址挖掘的古代样本中获取DNA遗传信息铺垫道路。此次基因测序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个体特殊的埋葬环境，如陶罐葬等，为DNA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此项成果终结了长期以来古埃及早期人群遗传数据匮乏的困境，使得科学家能够更加深入解析埃及文明的遗传起源与发展轨迹。 从区域人类学角度看，此次发现为理解尼罗河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基因数据表明，古埃及不仅是北非各古文化群体的继承者，还与西亚肥沃月湾地区的早期农耕人群存在血缘纽带，这种联系可能通过早期农业文化的传播带来人口的迁移与融合。此外，后续的历史阶段，尤其是青铜时代以后，随着地中海及西亚地区的社会动荡和人口流动，古埃及人的遗传结构持续发生变化。
虽然现有成果基于单一个体，仍需更多高质量古埃及基因组的测序与分析，才能更全面地呈现古埃及人群的遗传多样性与群体历史。未来结合考古学、古环境学和人类学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尼罗河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独特地位，阐明古代埃及人群的内部多样性，及其如何在复杂的跨区域交流与融合中发展壮大。古埃及文明的基因组研究不仅重塑我们对历史人类迁徙的认识，也为解析文化演变与人口互动提供了生物学依据，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宝贵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