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社会与经济活力持续面临挑战，许多人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停滞感。相比过去，美国人的地理和社会流动性显著下降，影响了经济机会的公平分配和社区的多样性建设。究其根源，住房问题及相关政策成为阻碍美国重新焕发活力的关键因素。袒露美国今日“被卡住”的困境，需要深刻理解住房政策演变史、经济结构和文化心态的互动关系。根据耶利米·阿佩尔鲍姆（Yoni Appelbaum）在其著作《Stuck》中提出的观点，美国的“活跃流动性”曾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发动机，而当前的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上，美国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并非依赖于限制流动性的措施，而是得益于地理和社会流动的自由。
廉价且充足的住房为人们提供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基础，使得中产阶级能够在多样化的城市社区扎根并发展。然而，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分区法规的施行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HA）贷款标准的确立，这一活跃的流动性机制开始瓦解。地方政府通过强硬的土地使用规定限制了住房建设，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迅速的城市区域，住房供需不平衡日益明显。住房的高昂价格反过来限制了人们迁移至工作岗位集中的地区，经济机会不能自由流转。结果，美国大多数人与其说是选择居住地，不如说是被住房市场强制限制。这不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也导致较低收入群体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如今，大量租户需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住房费用，而高收入群体则垄断了许多原本适合中产阶级居住的高质量社区。城镇社区逐渐从昔日的多样性与包容性空间，演变成了门槛极高的“俱乐部”，使新居民难以真正融入。美国传统上以对流动性的尊重闻名，这一理念体现在从十九世纪起的“自由迁移权”，即个人有权选择定居于任何地方。然而，分区法规和反移民情绪的交织，形成了对流动性重大限制的社会合力。历史中，部分限制措施是基于社区对卫生、安全的关切，但更不容忽视的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推动下的排斥政策，这些极大影响了土地使用决策和住房市场的公平性。现代的邻避主义（NIMBY）在某种程度上是旧时“社区俱乐部”模式的复活，表面上欢迎多元，却又阻止不同背景的新居民进入。
如此反差令人深思：言辞的包容远不及主动开放有效。住房不仅是一项基本消费品，更是经济参与和社会融合的枢纽。过去，美国人流动的频繁使得社区充满了新鲜感与动力，人们通过搬迁激活社会关系网，增强参与感和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诸如“搬家节”等现象体现了社会流动对公民参与的推动作用。反观今天，流动性的缺失导致了社区关系的僵化，人们感到孤立、情感疏离，甚至社会结构整体出现退化趋势。虽然住房供应问题和流动限制具有复杂的政策和经济根源，但其背后反映的更深层次问题是文化和社会心态的变迁。
一方面，几十年反增长、限制开发的政策逐步形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变革的期望和适应能力也出现疲软，缺乏昔日那种勇于冒险和追求机会的精神。解决这一困境，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重新审视住房和土地利用规则。取消或修改过时的分区法规，放宽建设限制，推动更多负担得起的住房供给，是恢复流动性的基础。此外，扶持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间的联系也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重塑包含流动性和机会多样性的文化氛围，使得跨社区迁徙和社会交往被视为积极且被鼓励的行为。尽管面对激烈的政治和经济阻力，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美国的活力曾经因流动性而独树一帜，而恢复这种流动性是重启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的关键。
社会各方需要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缚，建立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住房生态，从而实现个人自由选择和经济机会的良性循环。展望未来，美国并非命中注定要持续困于现状。正如阿佩尔鲍姆指出，虽然几十年的错误政策破坏了传统流动文化的连续性，但修正这些政策依然可能重塑经济和社会的美好前景。人们期待的不仅仅是宜居的住所，更是激发创造力、包容多元、提供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环境。只要政策和文化能共同演进，美国有望重新找回那条被锚固的自由流动之路，重塑全民共享的繁荣和希望。总结来看，住房危机和流动性下降是美国当今社会停滞不前的症结。
正确理解历史发展脉络和政策失误原因，有助于提出针对性的改革路径，使得住房不再是限制机会的障碍，而是通向经济繁荣和社会融合的桥梁。唯有实现住房市场的公平与高效，恢复真正的流动性，美国才能从“被卡住”的困境中解脱，迈向更加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