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经济学中,“创新”是一种驱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而“创造性破坏”则成为理解这一现象的核心概念。创造性破坏指的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出现,推动旧有生产方式被替代,从而引发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尽管这种过程意味着某些产业和岗位的消失,但整体上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理解创造性破坏对于把握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本质至关重要。 纵观历史,经济增长的真正腾飞是在过去约250年间实现的。早在公元前5000年,人均年收入大约为140美元,到1500年略升至175美元,1800年也仅约250美元。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创新推动的人均收入呈现爆发式增长。1900年达到约850美元,2000年更是超过8000美元。这些数字虽然只是粗略估算,因产品和服务的本质随时间变化而难以完全精准衡量,但从多方面指标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 生活预期的延长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在18世纪的瑞典,新生儿预期寿命只有30多岁,而如今已超过80岁。这其中大约一半的增长得益于儿童期死亡率的下降,但即便只考虑15岁及以上的人群,寿命也延长了约26年。
历史上的30岁瑞典女性去世的概率是现代同龄人的33倍。若一个人在18世纪活到10岁,仍有20%的可能在40岁前逝世,而今天90%的10岁儿童可以活到70岁以上。 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显示,人工照明的成本随着技术进步呈现出惊人的下降。从古巴比伦时代的工人需要工作41小时才能购买1000流明光照,到20世纪90年代只需要不到一秒钟的劳动时间,这种变化反映出生活便利性的巨大飞跃。再看英国,1700年至1989年间,人均日摄入热量从2100卡增长到3150卡,增幅达50%。而且,现代工人拥有的闲暇时间是150年前的三倍以上,日常生活负担大大减轻。
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模式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即人口增长抵消了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财富积累。托马斯·马尔萨斯曾预测农业产量提升将被人口迅速增长所抵销,导致人均生活水平难以改善。工业时代以来,技术创新成倍提升生产力,成功突破了这一束缚,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提升。 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依然极为悬殊。2000年,全球已有9亿人生活在28个富裕国家,平均年收入约9000美元,但与此同时,有超过10亿人口生活在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的国家。这种差距并非偶然,主要源于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
共产主义国家与邻国的对比尤为典型。古巴革命前的经济情况优于墨西哥,但数十年后的现实却反转。台湾的经济发展远超大陆,韩国与朝鲜的财富差距更是达到了20倍之多。柏林墙将东德和西德隔开40年间,东德经济远远落后于西德。这些例子显示,政治体制、法治环境、市场机制的差异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企业营商环境进一步揭示了制度对财富创造的制约。
2000年,美国获得营业执照平均耗时仅4天,而肯尼亚和埃及超过50天。启动企业成本在美国只是平均收入的1%,而印度高达11%,尼日利亚甚至高达26%。税务合规时间方面,美国年均约175小时,而巴西则高达1500小时。司法合同执行速度,美国约300天,印度超过1400天。非正规经济在西方国家占交易比重约10%,但在玻利维亚、泰国等国则高于50%。非正规经济中的资金获取和产权保护更为困难,这严重限制了企业发展和财富积累。
21世纪经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无形经济”的崛起。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土地、劳动力、工厂和设备等有形资源,而如今,知识、创新能力、企业战略和制度环境构成财富创造的核心。技术创新推动计算机和通信产业迅速发展,美国和亚洲成为全球领先者,欧洲则因为过度监管导致生产力和人均收入增长乏力。数据显示,2008年欧盟人均GDP约为美国的76.5%,到2023年下降至50%。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论断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新技术的诞生不可避免地摧毁旧有产业形态,尽管造成短期冲击,但从长期看带来整体福祉的提升。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全球化的深入,这一过程愈加加速,各行业纷纷经历剧烈的变化。
创新推动了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消费者享受更多选择和更低价格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结构性调整,职业转换和技能提升变得日益重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度环境的优劣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完善的法律体系、清晰的产权保护、便捷的市场准入和高效的行政管理形成良性循环,吸引投资和人才,促进创新。而制度薄弱、腐败高发的国家则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缓慢。 为了促进持续繁荣和社会福利,政策制定者需要平衡创新带来的破坏与发展。支持技术研发和创业创新的同时,应关注职业转型培训,建设包容性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因产业变迁导致的短期失业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
此外,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和法治环境,简化行政流程,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也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创造性破坏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揭示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益处,也提醒人们关注其带来的社会调整问题。过去250年间,正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实现了从生存到生活的转变。未来,只有通过兼顾效率与公平,强化制度建设,才能确保科技进步惠及更广泛的人群,推动全球经济向着更高水平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