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围绕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引发的各种复杂局势。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无疑是激化一些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敌对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敌意的根源远不止如此，其他政策行动同样深刻影响了该地区的局势和民众的态度。本文将剖析美国支持以色列与其他多重因素如何交织，共同塑造对美敌对情绪的形成，以及关键国家和组织的动因和战略布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中东政策逐渐形成，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正是其中的关键节点。美国不仅迅速承认以色列，还成为其最主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国，助力其在随后的多次中阿冲突中取得优势。
这种显著的偏向使得阿拉伯世界普遍将美国视为以色列强大背后的力量，极大地激发了反美情绪。美国在联合国多次利用否决权阻止针对以色列的谴责决议，向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装备，这些举措进一步加深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民众的敌视。 与此同时，冷战时代的全球战略考量促使美国与一些保守的阿拉伯君主政权以及伊朗巴列维王朝建立紧密联盟，意在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对地区某些政权的支持，即使带有明显的权宜之计，却在当地民众眼中成为压迫和霸权的象征。埃及纳赛尔等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常将美国形容为帝国主义的化身，支持以色列和地区独裁政权。1973年阿拉伯国家发动的石油禁运，虽以经济手段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但美国的中东政策依旧坚持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
伊朗是研究美国在中东政策综合影响的典型案例。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亲西方的巴列维政府甚至与以色列保持秘密合作，提供能源支持并接受军事援助。然而，革命后，伊朗改变立场，将以色列视为“臭小鬼”，并指责美国为“邪恶的大撒旦”，重新定义了地区敌友。伊朗对美敌视并非全然因为以色列问题，更扎根于美国过去在1953年策划推翻民选总理莫萨台、对穆罕默德·巴列维统治的坚定支持及更广泛的反西方意识形态。可以说，即便以色列议题不复存在，伊朗政权仍可能因反帝反西方信念而对美国持敌视态度。 尽管如此，伊朗为何将反对以色列置于外交政策核心，也出于宗教与战略考虑。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伊朗扩大其在中东影响力的有力工具，有助于跨越教派和民族的分歧，将抗拒美国与以色列的立场塑造为伊斯兰世界团结的象征。通过构建“抵抗轴线”，伊朗联合真主党、哈马斯等组织，赋予以色列这一“共同敌人”更大象征意义，同时转移内部压力和民众不满。 真主党成立于1980年代初，作为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力量，以反抗以色列占领南黎巴嫩为己任。虽然其强烈的反以色列立场显著，但真主党领导人多次强调，美国才是其真正的主要敌人。真主党视以色列为美国在区域的代理兵器，乃至在1983年对美国驻贝鲁特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营地的自杀式袭击，都基于美国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支持。真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伊朗的革命思想，将美国与以色列的敌意融合为一体，以抵御两者的区域影响力。
哈马斯作为以巴冲突中的重要武装和政治力量，其反美情绪则更直接地源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明确支持。哈马斯自1987年成立以来主要致力于抵抗以色列占领，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实的外交和军事后盾。在哈马斯看来，美国不仅是支持者，更被视为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共犯。哈马斯领导人公开表示，持续的美国支持可能会促使敌对行动超出巴勒斯坦，针对美国目标本身构成正当防卫。尽管如此，哈马斯的战略重点仍在以色列，实际上若美国对以色列政策改变，哈马斯反美情绪也有可能大幅减弱。 基地组织以及其他逊尼派圣战组织则展示了另一种敌意起因。
它们强调美国在沙特阿拉伯部署军事基地、伊拉克战争及持续的经济制裁等政策带来的伤害，尤其将驻军视为对伊斯兰圣地的亵渎。基地组织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在多个重要声明中将美军驻沙特视为发动圣战的直接理由，尽管以色列问题也是其反美宣传的重要工具之一。事实上，基地组织的敌意并非单纯因以色列存在，而是对美国在中东多重军事与政治行动的广泛反弹。ISIS的例子也表明，虽然也关心以色列，组织更专注于本地区的“近敌”战争，反映出反美情绪有时独立于以色列议题而产生。 此外，美国在该地区的其他政策也独立导致了民众与团体的反美情绪。战后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制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挫伤了阿拉伯民众对美国的好感。
支持埃及和沙特等权威政权同样引发反抗，因为许多民众认为美国阻碍了民主与自治。所领导的全球反恐行动以及广泛的无人机袭击，在普什图和也门等地带来平民伤害，加剧了“美国与伊斯兰为敌”的叙事。所有这些因素一起作用，构成了中东复杂、交织的反美敌意结构。 美国与以色列的紧密联盟使得双方的敌人往往也成为共同敌人，但事实上这多是政策选择所致，而非天然的利益一致。伊朗、真主党、哈马斯虽然分属不同教派和政治目标，却在反美反以立场上形成了战略联盟。然而，这种联盟并非稳固不变，如伊朗与逊尼极端组织基地组织间的敌对关系即暴露出意识形态和教派隔阂。
随着地区格局变化，如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因共同担忧伊朗而与以色列及美国靠近，说明地缘政治联盟依赖于战略利益而非单一敌对因素。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无疑是激发中东反美情绪的核心因素之一。它成为巴勒斯坦人民及更广泛阿拉伯民众反感美国的直观象征，并为激进组织的招募和宣传提供素材。但仅凭解决以巴冲突并不能完全根除反美情绪，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干预、长期驻军、对独裁政权的支持等多因素仍旧存在。伊朗等革命性政权的敌视美国，部分根基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逊尼极端组织反美同样因美军在圣地的存在和文化冲突。 可以说，解决以巴冲突是缓和美中东敌意的关键一步，但更为广泛和系统的区域政策调整同等重要。
美国若能平衡其安全利益与区域民众的历史情绪，减轻对权威政权的依赖，重新审视军事部署和外交策略，可能有助于缓解部分敌对情绪。国际社会在理解美国与以色列之间政策纠缠的同时，也需关注中东的多元诉求与复杂利益，促进更为包容和公正的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美国在中东的敌对情绪源远流长，既因坚定支持以色列，也因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多方面的介入。伊朗、真主党、哈马斯及基地组织等不同力量各有侧重，且敌视美国的根由复杂交织。只有全面认识这些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东地区的敌意逻辑，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未来探索切实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