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也被称为国际水域，占据了地球海洋61%的面积，覆盖了43%的地表，实际上构成了地球生物圈体积的三分之二。尽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公海长期以来面临着严重的人类活动压力，特别是过度捕捞和即将展开的深海采矿活动。保护公海免受一切形式的资源开采，成为全球海洋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公海的生态系统极为复杂且独特，栖息着多样的海洋生物，包括巨型海洋动物如鲸类、海龟、鲨鱼和金枪鱼等。这些物种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保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公海生态系统面临着氧气耗竭和营养物质减少的严峻挑战，这一现象使得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长期以来，公海资源的无序利用已导致某些物种数量急剧减少，鲸类捕猎从17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中期，诸如鲨鱼、鱿鱼等多种鱼类被大规模捕捞，令海洋生物资源显著衰退。而科技进步带来的深海采矿计划，则对本就脆弱的海底生态系统构成了全新威胁。公海不仅是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更是全球气候调节的核心环节。海洋在碳循环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海洋生物通过“生物泵”和“养分泵”两大机制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到深海中。生活在中层水域的无数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在夜间游向水面觅食，白天则回到深海排泄碳含量丰富的废物，使碳得以长期储存在深海中。
若无这一机制，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极有可能高出200ppm，地表温度可能增加约3摄氏度，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养分泵的作用也十分关键。生物体的粪便和死亡遗骸从浅层沉降至深层，随着海水层间分层加剧，表层海水营养荒漠化愈发严重。诸多大型海洋动物通过深潜觅食后排放养分于表层，促进了浮游植物及其他生物的生产力，从而支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然而，数百年来的捕猎尤其是捕鲸产业的蓬勃发展，严重扰乱了这一自然循环。20世纪中叶以后，公海捕捞活动更是扩展至众多鱼类和软体动物，渔业补贴刺激了渔船数量的激增，捕捞强度显著提升，许多鱼类资源濒临枯竭，海洋生态系统损害严重。
公海捕捞不仅影响渔获物种本身，更带来严重的副渔获问题。无数非目标物种如海鸟、海龟、鲸类被渔具误捕或捕杀，生态系统遭受连锁破坏。部分使用的渔具，如漂浮的鱼聚集装置，误捕率极高，导致众多海洋生物非故意死亡。此外，过度捕捞与海洋缺氧相结合的问题逐渐显现。全球海洋含氧量在过去数十年中已经减少2%，深海变得更加难以支持高需氧物种，这不仅让鲨鱼、金枪鱼等鱼类聚集至更浅水域，增加被捕几率，也导致它们生长缓慢、体型缩小，繁殖力下降，这种恶性循环加剧了渔业的脆弱性。即便在捕捞之外，公海的资源开采威胁也日益严峻。
深海采矿作为一种新兴工业，正试图从海床开采多达数种金属和矿物资源。这些矿物对制造绿色能源设备十分关键，但深海采矿带来的生态风险同样巨大且无法预测。采矿活动会摧毁海底生物栖息地，引发大量沉积物流失，影响海洋底层及周边生态系统的氧气和营养循环。更为致命的是，深海矿床中的有机碳若被扰动，将可能释放数千年累积的碳，反而加剧气候变化问题。当前，国际海床管理局在深海采矿政策的制定上存在利益冲突，同时监管缺乏透明度和有效执行，难以保障海洋环境不受损害。面对公海的种种威胁，2023年联合国达成了《公海条约》，旨在填补国际治理的空白，推动设立更多海洋保护区，计划到2030年实现30%的全球海洋保护目标。
然而，条约的生效和实施仍取决于60个国家的批准，至目前为止仅28国完成批准程序，条约的具体机制尚待完善，执行进程缓慢。鉴于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守护公海生态不可再拖延。彻底停止在公海范围内的捕捞、深海采矿及石油天然气开发成为最具远见的选择。关闭公海捕捞并不会影响国际航运、科学研究及非消耗性的活动。相反，这将为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拯救性的复苏机会，使得跨界鱼类种群得以恢复，滋养邻近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更重要的是，保护公海有助于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促进气候调节，为后代留下一片健康的海洋。
经济层面上，公海捕捞依赖于政府大规模补贴，捕捞利润并不真正可观。将保护资源转移到国家沿海经济区，有助于促进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提升全球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渔业收益。深海采矿则完全缺乏可持续性基础，目前陆地上的矿产资源更加丰富且易于管理，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绿色技术减少对于深海矿物的依赖。因此，深海采矿无论从环境、安全还是经济角度考虑，都不应成为未来的选项。历史告诉我们，过度开发往往带来灾难性的生态崩溃，但公海仍有机会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典范。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全球共识，建立强有力的保护机制，才能确保公海的资源永久不被挖掘利用，带来生态、气候和社会的多重效益。
正如20世纪五十年代全球共同保护南极大陆一样，如今保护公海的决策关系着全人类的未来。让我们勇敢担当起来，携手守护地球上这片最浩瀚、最深邃的蓝色心脏，将它作为人类和自然共同的遗产，永远免受掠夺和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