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作为国际水域，是地球上最广阔、最神秘的海洋区域，占据了全球海洋面积的61%，覆盖了地球表面约43%，几乎构成了地球生物圈的三分之二。尽管其广袤无垠和丰富的生态系统赋予了公海极其重要的环境价值，但由于历史上的过度捕捞以及日益增长的工业开采压力，这片海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威胁。保护公海免受一切资源开采，成为全球生态治理中不容忽视的一项紧迫任务。 公海的生态功能和气候调节作用举足轻重。作为地球表层最深的区域之一，公海平均深度达到4100米，是世界最大的碳汇，承担着吸收和储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关键任务。海洋生物通过所谓的“生物泵”和“营养泵”维系着碳循环和平衡气候。
众多生活在中层海域（约200至1000米深度）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每日进行垂直迁徙，夜间在表层觅食，白天回到深水区排放含碳排泄物，从而有效地将碳固定到深海，防止其重返大气。如果没有这一机制，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可能会高出200ppm，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3摄氏度。 然而，公海的生态系统正在遭受严重破坏。自17世纪的捕鲸时代起，公海生物资源便受到人类的持续剥削。20世纪中叶以后，远洋捕鱼业迅速扩张，捕捞对象从鲸鱼转向鱼类、鲨鱼和鱿鱼等海洋生物资源。如今，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利益驱动下，捕鱼活动延伸至更深海域，且深海采矿的计划不断增多，威胁着海底的生态环境。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更是降低了海洋的生产力，海水变暖、氧气缺乏和养分流失使得许多海洋物种面临生存挑战。 尽管如此，当前全球保护公海的努力依然不足。公海保护区的面积不到1%，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国际法律和治理机制。尽管2023年联合国高海洋条约通过，为公海保护建立了制度框架，但距离其全面生效仍需多个国家的批准和执行。条约的实施复杂性以及国际多边协作的难度，使得保护行动进展缓慢，迫切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亟需我们采取更具前瞻性的政策。 公海中的渔业活动问题尤为突出。
估计有3500艘渔船在公海作业，很多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经济活力。补贴不仅扭曲了市场竞争，更导致过度捕捞。鱼类资源的稀缺使得捕捞行业利润微薄，且部分船员面临强迫劳动等人权问题。高强度的捕捞造成标志性海洋生物大量死亡，例如信天翁、海龟和鲨鱼等濒危物种数量骤减。此外，使用引诱装置的大规模围捕方式，甚至拖网对海底生态也造成巨大破坏。 深海捕鱼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中层海域的微小鱼类对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大型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提供丰富食物资源。大规模捕捞将破坏食物链，引发连锁反应。加之海洋缺氧现象日益加剧，捕捞压力使得受影响物种迁移至更易被捕获的浅层水域，导致种群再生率下降，生态系统稳定性遭破坏。 针对公海的深海采矿计划更是潜在的灾难。虽然目前尚未开始商业化采矿，但已有三十多份探索合同，且部分国家和企业推动加快采矿审批，监管体系缺乏透明度和独立性。深海矿产资源的开采将扰动海底沉积，释放有机碳，导致沉积物增加，氧气进一步耗竭，可能带来无法逆转的生态影响。
相较于陆地矿产，深海矿物含量低且分布分散，开采成本高昂，环境代价巨大，且难以进行有效的环境监测、修复和赔偿。 与深海采矿相关的绿色技术行业声称需求不可或缺，但实际上，陆地矿山资源丰富且更加易于监管。技术进步也在促使绿色能源向更低矿产依赖转型。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依据预防原则，全面暂停深海采矿活动，防止对全球海洋系统构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保护公海并非只关乎生态，更关涉全球公平与社会正义。资源贫乏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很难参与远洋捕捞行业，因此维持现有的开采权利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公。
关闭公海捕鱼后，这些国家可在本国水域实现更合理的渔业管理和资源利用，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此外，实施高水平保护的海洋区域能够显著促进跨境物种的恢复，提升全球海洋的生产力和多样性。 公海的保护不会影响国际航运、旅游或合法科学研究，包括生物探索，因而是平衡多方利益的可行方案。借鉴20世纪50年代国际社会为保护南极大陆所达成的协议，可以建立类似的全球公海保护体系，确保海洋这一全球公共财富的可持续利用。 尽管当前没有明确的政治路径快速实现公海全面禁采，但科学界、环保组织及多个国家已经联合发声，推动国际社会加快行动。延误只会使生态破坏更加严重，恢复代价更高。
保护公海，是逆转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公平的关键一步。 因此，最明智的选择是在公海永久禁止所有形式的资源开采，包括捕鱼、海底采矿、油气开发等。采取这一行动缘于对科学事实的尊重，对未来世代的责任感，以及对地球生命系统的深刻认识。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守护这一蓝色宝藏，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