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亦称国际水域，占据地球海洋面积的61%，涵盖了地球表面的约43%，其体积占据了地球生物圈的三分之二。作为全球最广阔、最深邃的海洋区域，公海不仅是诸多海洋生物的家园，更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尽管如此，公海长期以来却遭受着严重的资源提取压力。自17世纪开始捕鲸，继而到20世纪捕捞远洋鱼类、鲨鱼和乌贼，公海生物资源已经极度减少。更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变化引发的海洋变暖和氧气含量下降，进一步削弱了公海的生态生产力。面对这些威胁，更大规模的深海捕鱼和海底采矿或油气开采计划正在酝酿，可能对全球生态环境和气候稳定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
保护公海生态环境的紧迫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公海的深度平均超过4100米，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海洋生物通过生物泵和营养泵机制，将碳和养分在不同水层间循环，调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气候变化。例如，生活在中层海域（200至1000米深）的数十亿吨生物每天进行垂直迁移，夜间在表层觅食，白天返回深海排泄含碳废物，助力大气碳浓度降低200ppm，防止地球温度升高3摄氏度以上。这一机制的重要性难以估量，若遭到破坏，将严重威胁全球气候稳定。 其次，公海是包括鲸鱼、海龟、金枪鱼和鲨鱼等大型海洋生物的迁徙通道。
这些物种不仅是维系海洋食物链的关键环节，还通过营养泵机制将深海养分带回表层，促进浮游植物和其他海洋生物的生长，进一步驱动海洋碳汇功能。过去数百年的捕鲸和过度捕鱼导致许多关键物种数量崩溃，其中就包括被捕杀殆尽的鲸鱼种群。不合理的捕捞和非法作业不仅减少了生物多样性，还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功能完整性。 公海资源开采的生态风险还体现在深海采矿计划上。虽然目前商业规模的采矿尚未开始，但已有超过30份探矿合同获得批准。深海采矿主要针对海底多金属结核，这些资源虽然被视为绿色能源产业的关键原料来源，但其开采必然造成海底栖息地的破坏，释放长时间储存的有机碳，增加海洋沉积物悬浮，进而影响海洋生物和整个气候系统。
与陆地矿产相比，海底矿产资源更为分散且含矿品位较低，导致开采过程中生态影响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国际海底管理局当前的管理冲突和透明度不足，也使得这一领域的监管风险加剧。 相较之下，公海捕鱼只占全球渔获量的不到6%，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和韩国。许多高海捕鱼业的经济效益依赖政府补贴，甚至廉价劳动力和强迫劳动。低效且破坏性的捕捞技术，如深海拖网、流刺网和鱼聚器（dFADs）等，不仅导致目标鱼种急剧减少，还造成大量非目标物种的误捕和死亡，包括海鸟、海龟和鲨鱼。公海捕鱼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显著且累积的，加剧了海洋氧气含量降低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削弱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
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促使国际社会于2023年达成了联合国高海洋条约，旨在填补全球治理缺陷，推动建立更多国际水域保护区，计划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海洋。尽管协议已经达成，但其生效需要60个国家的批准，目前仅有不足一半国家签署，执行机制尚未正式建立，仍面临多边合作的复杂艰难。 保护公海不应仅视为国际政治的妥协，而应基于科学事实和生态需求。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仅利于全球气候调节，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未来粮食安全的根基。关闭公海的捕捞权限，使得大量迁徙性鱼类种群得以恢复，这将带动国家海域内健康渔业的发展，促进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和经济效益扩散。南半球的经济较弱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可能从恢复中的渔业获益，推动全球渔业治理向更加可持续和包容方向发展。
此外，暂停公海所有形式的资源开采，也能阻止海底采矿导致的无可逆生态破坏。当前绿色技术正朝着减少关键矿产依赖方向发展，陆地矿产资源仍十分丰富且可控，深海采矿的环境风险难以承受。采矿带来的海底生态系统改变、沉积扰动和氧气耗竭，可能对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应当应用预防原则，限制此类活动的开展，直到具备充分的科学研究支持和严格的环境监管体系。 从历史经验来看，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往往先于对后果的认知。在公海保护上，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抉择时刻。
不断修补现有渔业管理体系、迟缓推动条约生效，将导致更多关键物种的不可逆衰退和生态功能丧失。唯有果断行动，建立永久性禁渔和禁采区，才能逆转趋势，保障海洋生态系统和气候稳态。此举不会影响国际航运、科学研究和非消耗性利用，反而能带来全球范围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保护公海的成功范例可以借鉴1950年代全球对南极洲的保护协议。那次国际合作证明，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和决心，世界能跨越国家利益，实现环境保护和全球公共利益的统一。如今，公海保护的任务更加紧迫，涉及更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和经济利益，但其意义更为重大。
守护公海，就是守护地球的未来，是对全人类负责的科学和伦理选择。只有永久停止对公海的所有形式的资源开采，我们才能确保这片广袤无垠的蓝色国土继续为地球生命提供庇护和支持，助力全球气候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