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商业间谍软件行业经历了迅猛的增长和发展,成为全球网络安全领域一项备受争议的技术。该技术被用于监控各类对象,包括记者、人权活动家、政治人物和外交官等,带来了严重的人权和国家安全挑战。尽管如此,商业间谍软件市场的资金投入不断扩大,尤其是美国,已成为该行业最大规模的投资国。 根据大西洋理事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截至2024年,美国共有31家投资主体涉足商业间谍软件领域,新增投资机构20家,远超以色列、意大利和英国等传统重要玩家。数据显示,全球共有128家相关投资者,较上一年增长了34家。这一数据表明,美国资本对商业间谍软件行业的渗透和影响力逐年加深。
这些美国投资者涵盖了主要对冲基金、金融服务公司及私募股权机构,例如D.E. Shaw & Co.、Millennium Management、Jane Street以及Ameriprise Financial等,都曾向以色列的合法拦截软件供应商Cognyte投入资金。Cognyte因在阿塞拜疆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涉嫌侵犯人权而备受争议。2024年底,佛罗里达国家安全私募基金AE Industrial Partners收购以色列间谍软件商Paragon Solutions,再次引发舆论关注。Paragon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签订的合同在经历中断后重新启动,此举被民间团体批评为加剧了公民自由的风险。 在欧洲,Paragon被指控涉及意大利记者和民间社会成员的监控事件,意大利议会委员会曾调查该案,发现政府使用Graphite间谍软件监视人权维护者。多伦多大学Citizen Lab的独立调查确认了对意大利记者的定向监控,并指出Paragon可能的客户遍布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塞浦路斯、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国。
对此,Paragon方面否认了指控,称意大利当局未进行全面的技术验证。 大西洋理事会报告中还提到,随着行业扩展,市场结构复杂化,新的供应商、经销商和中介持续涌现。经销商和中介机构在隐藏供应商与买家之间的联系、扩大全球市场范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角色尚未得到足够政策关注。报告特别指出,日本、马来西亚和巴拿马已新被发现为相关市场参与国,日本作为国际反滥用商业间谍软件协议的签署国,其参与引出了市场动态与国际承诺之间的潜在冲突。 此外,尽管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和制裁措施,试图限制间谍软件的传播和滥用,市场依然保持活跃。正如大西洋理事会专家Jen Roberts所言,美国政策与资本流动之间存在显著脱节 - - 尽管政府致力于遏制间谍软件滥用,私人投资仍支持着被制约的企业扩展业务。
例如,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间谍软件商Saito Tech(前身为Candiru),2024年仍获得美国投资公司Integrity Partners的资金支持,这表明现有政策发布的信息尚不足以遏制投资行为。与此同时,部分投资来自普通美国纳税人支持的养老基金,如AE Industrial Partners背后的几家美国退休基金,它们为与Paragon的交易提供了资金,资金规模可能高达9亿美元。 这不仅突显了政府监管的盲点,也揭示了公众对间谍软件资金来源的意识薄弱。普遍缺乏理解普通民众投资资金间接助力这种极具争议技术的风险,呼唤更透明的监管和信息披露机制。 当前,特朗普政府关于间谍软件相关政策尚未完全明确,但有建议提出,应扩展现有行政命令,例如Executive Order 14105,将商业间谍软件投资纳入跨境投资通知范围,以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管。同时,有报道称现有的Biden政府行政命令14093针对政府对间谍软件使用的限制也可能面临修订,巩固其效力对阻止间谍软件滥用至关重要。
美方通过采购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被视为限制间谍软件全球市场的有效工具。维护并强化这一政策,是协调行业发展与国家安全、公民自由之间平衡的关键所在。 商业间谍软件的扩张引发了一系列复杂问题,涵盖隐私保护、国际政治、企业责任和公共知情权等。随着美国深入参与这一高风险行业,社会各界必须对其后果保持高度警觉,推动更全面、更严格的监管政策,确保技术进步不会以牺牲基本权利和民主原则为代价。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监管创新,也将是应对商业间谍软件扩散的必由之路。 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跨国间谍软件投资的不断增长无疑将对国际安全环境和人权保护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公众、政策制定者及企业来说,认清商业间谍软件市场的动态和资本流向,是制定有效应对策略的基础。未来,如何平衡国家安全需求与个人隐私权利的保护,将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