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天,美国国会通过了史上最为激进的关税修正案之一 - - 霍利-斯穆特关税(Hawley-Smoot Tariff)。在华盛顿,围绕是否应由总统否决这一法案的争论迅速升级。商界、工业巨头、劳工团体与外交使节纷纷向白宫递交请愿与抗议,试图说服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放弃签署或行使否决权。那一段历史不仅是对关税政策一次激烈的公共辩论,也是对美国在全球贸易秩序中角色的深刻拷问。 霍利-斯穆特法案提出将多数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率提高到历史新高,政府内部与外界顾问被派去评估其经济影响。胡佛政府表面上保持"开放心态",承诺在作出决定前广泛征询财政部与商务部意见。
表面上的审慎并不能消解公众对其倾向性的猜测:历来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很少对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案行使否决权;克里夫兰总统在1894年虽未签署,但也未行使直接否决,成为前车之鉴。正因为这种历史惯性,许多人认为霍利-斯穆特恐怕难觅否决的可能。与此同时,反对之声却空前强烈且来源多元。 反对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来自美国大工业,尤其是依赖出口市场的制造业巨头。汽车业首当其冲。通用汽车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指出,美国的经济格局在过去二十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制造业与出口能力相互依存,"我们不能卖出产品,除非我们也买进别国的产品"。
许多大型汽车厂商已经在海外设厂并建立了重要的销售网络,过高的进口关税将招致他国报复,从而摧毁这些企业赖以维持的出口市场。而对那些已经将部分生产迁至海外的企业,关税反而可能助长逆向成本结构和非关税竞争。豪华车与乘用车制造商、轮胎公司、橡胶厂与轮船公司相继发表反对声明,警告说关税上调会迅速侵蚀外需,导致产能过剩与裁员。 工业资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尽管当时出口仅占美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小部分,但对许多外销依赖度高的企业而言,这一份额足以决定企业盈亏、工厂运转与就业水平。1930年初,美国对外贸易已经出现显著下滑,数据显示首季度出口减少约五亿美元,令依赖外贸的企业预感到更为严峻的前景。
企业领袖们担忧,一旦美国封闭市场,其他国家会采取报复性关税,全球需求链条将被打乱,国际支付能力下降,进而影响美国商品的海外销量。 工商业之外,一些长期支持保护主义的群体也开始摇摆。传统上依赖高关税以阻挡廉价进口产品的部门,像是某些纺织与农产品上游行业,起初支持关税提高。然而,随着更多行业发声反对、以及对外贸易伙伴明确表示将采取报复措施,部分团体开始改变立场。进口商与出口导向的商会公开请求总统否决,理由之一是新的关税结构会削弱美国的出口能力并激起国际不满。银行界和金融领袖也表达担忧,认为贸易报复将加剧资本流动紧张,并对国内经济活动产生缩减效应。
劳工界的态度则更加复杂。美国联邦劳工组织(AFL)中的主流派支持提高关税,认为可以阻挡低成本外国劳动产品进入,保护本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支持者认为高关税有助于维持"高生活水平"与国内工资水准。然而,劳工阵营并非铁板一块。部分工会领导人警告说,保护主义会摧毁海外市场,造成出口行业裁员,最终伤害本国工人利益。此外,有证据显示某些企业通过将生产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以规避成本,关税并不能根本解决就业外流问题。
国际社会对美国关税调整的反应迅速且强烈。超过三十个国家对法案中的具体条目提出正式抗议,许多国家威胁将上调对美商品的关税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作为北美最大贸易伙伴的加拿大率先作出回应,拟定上调关税的预案,这将直接影响美国产品在加拿大市场的竞争力并倾向于提高英国产品的相对优势。拉丁美洲与欧洲的部分国家也发表不满言论,担忧他们的农产品与原料会被关税壁垒重创,进而影响本国经济稳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与瑞士等国的商会与制造业协会甚至呼吁民众抵制美国商品,表达对保护主义政策的强烈反感。 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行使否决权存在分歧。
支持高关税的国会议员强调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现金市场,以此为基础认为其他国家无论如何都希望进入美国市场,不会轻易采取报复。他们相信长期看,其他国家的报复会是"得不偿失"。然而反对者指出,这种自信忽视了世界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与当时日益显现的全球萧条风险。经济学家与商务界人士反复警告:当全球需求已经在下滑之际,进一步抬高贸易壁垒只会加剧需求缺口,导致更深层次的连锁反应。 就历史结果而言,霍利-斯穆特最终在1930年签署成为法律,被普遍视作加剧世界经济衰退的催化剂之一。随着各国纷纷采取保护性措施,国际贸易量急剧收缩,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互补关系遭到破坏。
虽然保护主义短期内对个别行业可能提供有限的缓冲,但长期看来,它削弱了全球需求、抑制了经济复苏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大萧条时代的国际合作更加难以为继。 从现代视角回看1930年的关税争论,可以提炼出若干对当代政策制定者有借鉴意义的教训。首先,关税政策不仅是国内产业保护工具,更是一项外交政策。关税调整会触发其他国家的对等反应,影响双边乃至多边贸易关系,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将国际反应纳入风险评估。其次,行业利益的分化提醒决策者需要综合评估不同部门的对外依赖程度与代价。部分行业的短期利益保护可能会以牺牲其他大量外向型企业为代价,从而形成净损失。
第三,贸易政策应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孤立的保护主义举措可能削弱总需求,延长萧条时期。第四,政策透明度与预期管理非常重要。单方面的关税提高会破坏市场预期,缩减跨国投资与生产布局的稳定性。最后,灵活的政策工具比一刀切的关税更有效,诸如有针对性的补贴、出口促进措施、以及贸易谈判与区域协定,常常比普遍性的高关税在长期中带来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收益。 当代全球化条件与1930年已有很大不同,但核心问题仍在:如何在保护本国利益与维护开放的国际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与多边体系如世贸组织为冲突提供了制度化的解决渠道,但贸易摩擦与保护倾向仍不时抬头。
历史提醒我们,短视的贸易壁垒政策可能带来严重的国际连锁反应与国内经济成本,任何关乎关税的重大决策都需谨慎权衡短期得失与长期影响。 回顾霍利-斯穆特时代的"否决呼声",更应看到的是利益相关方如何通过公共舆论、企业游说与外交斡旋试图改变政策轨迹。这一过程展示了民主决策在面对复杂经济问题时的张力,也凸显了知识型咨询、专家评估与跨部门协作的重要性。历史不是简单的教科书答案,却为现代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现实警示:在全球互联的经济体系中,孤立主义的保护措施往往以牺牲更广泛的国家利益为代价。 对今日的政策制定者而言,霍利-斯穆特时代的经验值得反复审视。在推动产业振兴与保障就业的同时,更应注重维护国际市场的互信与合作,通过多边对话、贸易规则完善以及有针对性的国内支持政策,构建更有韧性的经济体系。
唯有以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更科学的政策工具,才能避免重蹈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覆辙,稳步推进国家的长期繁荣与全球经济的稳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