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辉煌的文明之一，其起源和人口结构长期以来备受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关注。由于古埃及环境条件严苛，古代DNA保存状况十分有限，导致对早期埃及人的基因构成和迁徙模式一直难以深入研究。直到最近，科学家们通过对努韦拉特（Nuwayrat）考古遗址出土的一位旧王国时期成年男性遗骸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首次揭开了古埃及人口遗传结构的面纱，开启了研究埃及最早王朝居民基因组的新纪元。 努韦拉特个体的遗骸放置在陶瓷容器中，安葬于岩刻墓中，这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可能为DNA的保存提供了独特优势。经放射性碳定年测定，其死亡时间介于公元前2855年至2570年之间，时间上跨越埃及早期王朝与旧王国时期，正值埃及政治统一后不久，社会与文化体制经历巨大变革的阶段。 基因组分析揭示，努韦拉特的绝大部分遗传组分可归因于北非新石器时代人口，这与当地早期农耕文化及狩猎采集族群的基因背景高度吻合。
然而，约有20%的遗传成分显示出与东部新月沃地地区人群的亲缘关系，这一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及邻近区域，与当时的安纳托利亚及黎凡特地区新石器及青铜时代群体表现出类似的遗传相似性。这表明，古埃及与东方的新月沃地之间不仅存在文化交流诸如植物、动物驯化及文字系统的传入，也伴随了人口的迁移和基因流动。 努韦拉特个体的线粒体DNA与Y染色体单倍群归属于现代北非和西亚人群中较为常见的类型，这也佐证了其遗传背景的区域特征。遗传模拟分析借助qpAdm模型，显示其遗传组分主要源自中期新石器时代的摩洛哥Skhirat-Rouazi群体以及公元前9000年至8000年间的新石器美索不达米亚人群，体现了北非与西亚之间古代人口复杂的互动与融合。这些结果与考古资料形成鲜明呼应，古埃及早期文明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青铜时代初期，已广泛与新月沃地区域保持密切联系，贸易与文化互通频繁。 除了基因分析的成果，生物考古学和同位素分析也为努韦拉特个体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提供了证据。
氧同位素与锶同位素研究表明，该个体一生大部分时间均生长在尼罗河谷的干热气候区，食物来源主要为陆生植物和动物蛋白，典型的农牧饮食结构。氮同位素值偏高，可能受当地干旱环境、农田施肥及河鱼食用的影响。 骨骼分析显示，这名男性身份为基因确认的男性，身高约157至160厘米之间，寿命较长，估计44至64岁。骨骼关节磨损严重，表现出明显的劳作痕迹，推测职业或与陶工等体力劳动相关。埋葬方式虽代表较高社会地位，但生活经历亦反映相当程度的体力消耗与劳动强度，揭示出古埃及社会阶层与日常劳动的复杂关系。 遗传学研究不仅拓宽了对埃及古代人口来源的认识，还对后续埃及历史时期的基因构成变化提供了视角。
相比旧王国时期，约公元前787年至公元前544年的第三中间期个体表现出更多来自青铜时代黎凡特地区的基因引入，反映了该时期政治动荡、外族统治与人口迁徙加剧的历史变迁。这种基因流动可能与青铜时代晚期的加南扩张和希克索斯入侵有关，尽管具体过程仍需更多数据支持。 当代埃及人的基因组成表现出更为多元的背景，除继承自旧王国时期的北非和新月沃地遗传成分外，还混入了东非、刚果中部等非洲其他地区的基因成分，显示后期人口流动日益频繁，非洲大陆内外的人口交融更加明显。这与历史上非洲各地区间以及与西亚地中海地区间的广泛交流相符。 全基因组测序成果在古埃及遗传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首次实现了对形成古埃及文明早期居民真实基因图谱的直接观察。研究团队认为，努韦拉特独特的陶器葬可能为遗传物质的保存提供了关键条件，为今后类似条件下的古遗骸DNA研究指明方向。
尽管当前样本仅限于单个个体，无法全面代表整个社会结构或人群多样性，但已显著推动对古埃及早期人口动态的理解。 综合考古、基因组学与同位素证据表明，古埃及文明人群的形成是区域人口的延续和与邻近西亚多阶段交融的结果。早期人类迁徙活动远超单纯文化扩散，体现了人口移动、基因混合以及技术与文化传递的密切结合。新月沃地与北非之间的相互影响促进了尼罗河流域社会变革，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复杂社会组织的发展。 未来研究将依赖于对更多古埃及时期多样样本的提取和测序，尤其是早期王朝前后的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域个体，以描绘更完整的人口基因图谱。结合多学科视角，古埃及人口历史的时间轨迹、空间分布及其与文化演进的内在关系将更加清晰。
这项研究不仅丰富了古埃及文明起源的生物学视角，也深化了我们对跨区域古代人口互联互通的认识，彰显基因组技术在探索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巨大潜力。古埃及不再仅是金字塔与象形文字的象征，也是全球史前人口动态研究的重要窗口，为理解文明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宝贵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