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被后世贴上了文盲横行的标签,仿佛那是一个知识完全受限、信息封闭的时代。然而,把中世纪简化为一片文化黑暗既不准确,也掩盖了社会在教育、技术和传播方面的复杂现实。要破解这一迷思,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文盲",以及识字能力在不同语境和阶层中意味着什么。 在中世纪语境里,文盲并非完全与文字无缘。拉丁语littera原本指字母与学问,受过正规拉丁教育、能够直接接触圣经和教会经典的人,才被视为有"letters"。但大量人群可以读写本地方言,或者通过口述和抄录参与书面事务。
把识字仅用现代意义的"会念会写"来衡量,会掩盖当时语言、文字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差别。 教会在中世纪的文化传播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修道院、主教座堂学校和后来的大学是抄写、保存和教授古籍的核心机构。圣耶柔米在四世纪对圣经译本的整理与推广,使书写和文本的规范化进入教会日常。另一方面,教会并没有系统地把识字作为一种排他性的特权来保护。相反,教会鼓励神职人员与有志学者学习,同时也通过布教、讲道和公共仪式把宗教文本的意义以口头与视觉的方式传播给更广泛的人群。
在中世纪高阶教会内部,确实存在对无知的道德谴责。圣奥古斯丁与格列高利等教父都把无知视为引发罪恶与弱点的因素,因此读书与神学训练被看作灵性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等同于社会整体识字率低下,也不意味着文盲就被完全排除在知识体系之外。高水平的神学和法律研究需要拉丁文训练,但实际生活中的法律实践、商业往来与技术操作常常在口头与实务中完成。 中世纪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与所谓文盲并不冲突。以农业和机械技术为例,学者让·金佩尔在《中世纪的工业革命》中指出,水车与其他劳动节约技术在11世纪以后大规模推广,极大提升了生产力。
英国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载了上千座磨坊,显示技术扩散之广。技术熟练并不依赖于拉丁书写能力,农民和匠人通过师徒制、口传经验与现场操作掌握复杂的知识,形成一种"务实的识字"或"技艺的知识"。 手抄本与地方语言的兴起同样改变了知识获取的结构。许多实用性强的文本并非用拉丁文撰写,而是用法语、英语和其他民族语书写。沃尔特·亨利(Walter of Henley)用法语写的农书、14世纪的巴黎家务指南《Le Ménagier de Paris》以及英格兰的帕斯顿家书(Paston Letters)都证明了地方语言文本在传授农业管理、家政与商业操作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即便不掌握拉丁语,普通人或其代理人也能利用文字改善生活与经营。
文献记录:虽说农民的识字率统计证据稀少,但在诺夫哥罗德出的桦皮文书(birch-bark documents)中,我们看见了买卖契约、学校笔记与公众告示等普通文件,说明一定范围内的平民具备读写能力或至少参与书写体系。乡村和城市的差异、地区发展不均和经济需求直接影响识字的普及程度。 图像与空间的传播功能也常被误读为"低识字文化"的替代品。诸如彩色玻璃与教堂壁画常被称为穷人的圣经,它们承担了视觉教化与故事传播的功能,但并非说明文字无法进入公众生活。彩绘玻璃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用以支持口头讲解和礼仪理解,而不是完全替代书面文本。许多教民通过礼拜、讲道和集体诵读获取神学常识,这些都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路径。
此外,指派抄写员和使用书记员并非是统治或教会对平民识字的压制。即便在现代管理与企业中,许多高管同样依赖秘书与文书代为书写。中世纪的领主、修道院与行会也需要专业抄写员处理契约、土地登记与祈祷书的制作。关键在于谁控制信息的内容,而非单纯的书写行为是否发生。口述契约经由抄写仍然反映出当事人的意志和谈判能力。 社会流动性层面也应当被重新评估。
中世纪并非完全封闭的阶级体系。诸如巴黎大学的建立和路易九世推动的高等教育改革,让出身低微而有才能的人有机会接受训练。罗伯特·德·索尔朋(Robert de Sorbon)创办的学院旨在接纳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学生,表明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放性。女性虽面临更多限制,但像希洛伊斯(Héloïse)这样的例子显示,对于极少数有条件的女性,学术参与是可能的。 宗教运动与平信徒参与也推动了知识的再分配。像谦卑会(Humiliati)这样的民间宗教群体,一度允许不受神职约束的平信徒参与宣讲与公共宗教活动,虽然随后被多次禁止,但其存在说明了文字与信仰传播途径的多样化。
还有大量世俗的文书工作,如公证、法律文本与商人账目,促成了实用文字技能在非宗教领域的扩散。 对"文盲导致贫穷"的直接等式也需要被拆解。识字确实能拓展某些职业通道,尤其是行政、法律和神学领域,但财富积累常依赖土地、商业关系、婚姻网络与技艺传承。帕斯顿家族的书信展示了女性在经济管理与跨国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许多管理者通过口述与代理处理契约与账务,仍能建立起产业帝国。 学术与社会历史研究也提醒我们避免以现代读写概念回溯中世纪。对若干史料的过度泛化会形成偏差:一些中世纪作家自认不善文字并以此为谦逊的美德来表现,从而被误读为普遍现象;某些教会法规禁止世俗布道,反而证明了未经训练的平民在实践中尝试参与知识传播的普遍性。
从现代视角看,中世纪的识字与知识生态呈现出混合的传播体系:拉丁文与教会经典构成了精英文化的核心,地方语言文本与口头传统支撑着大众生活的知识网络,视觉艺术与礼仪则在公共领域发挥教育功能。技术传承依靠师徒制、现场教学与手工艺行会,而书面记录在产权、法律与宗教礼仪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重新审视中世纪"文盲"话语,有助于纠正一些流行但简化的历史印象。文盲并不等于无知,也不必然导致社会停滞。相反,中世纪在农业技术、手工技艺与组织管理上取得的进步,说明知识的形式与传播方式在不同社会现实下会出现多样化的适应。 理解中世纪的识字问题,最终是理解权力、传播与实用技能如何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相互作用。
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既是对历史的修正,也是对知识传播本质的反思:文字只是表达知识的形式之一,口传、视觉、实践经验和制度安排同样塑造着社会的智慧与进步。对中世纪真正的认识,既要看到书卷中的学问,也要听到旷野、作坊与市集里的智慧低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