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学术写作与思想表达的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因其许多独特且极端的观点而自觉承担着一种特别的责任,那就是如何确保自己免受固有偏见和自我中心的困扰。他坦言自己是个"傲慢的刺猬",这类人倾向于深信自己的观点,却也极易产生严重的偏差,导致研究与论述变得不可靠。这种自觉引发了两个核心挑战:第一个是声誉上的挑战,别人为什么要认真对待他的观点?第二个则是自我认识的挑战,他为什么能比其他持偏见的刺猬更客观准确?正是面对这两个严峻的考验,卡普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 - 自我监督。自我监督既是一种态度,也是具体的实践规则,帮助他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校验思想,防止偏见和误导积累,从而提升作品质量。卡普兰分享了自己在写作《反对教育论》一书过程中具体践行的自我监督原则。第一个重要策略是广泛深入地阅读,避免只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而是根据主题主动探索有效的学术资源。
通过利用谷歌学术平台,积极跨学科地涉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他获得了更全面的视野,避免了学科孤岛的局限。更难能可贵的是,遇到难以理解的内容时,他不惧打扰原作者,通过邮件直接沟通澄清,这使得自己的论证更有据可依,且允许观点更有效地与现有研究对话。其次,卡普兰将庞大而复杂的话题拆解成一个个小而具体的问题深入探究,而不是仅停留在抽象的"宏大思考"层面。比如,他针对教育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劳动力参与中的能力偏差以及测量误差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等细节进行了细致研究。这种方法不仅降低了认知负担,也避免了笼统判断带来的误差,体现出一种严谨的学术实证精神。在阅读过程中,卡普兰刻意将自己的主论点暂时放在一边,尽力忠实总结各项研究的结论和论据。
有时他会发现某些重要研究与自己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出现明显差异,这种反差反倒证实了他设法保持客观的自我监督作用。避免固执己见,保持开放和谦逊,是他能够直面证据而不盲目意见强化的重要保障。此外,卡普兰特别强调,自己刻意回避建立在极具争议的基本前提上的论证。即使结论可以突破常规,但前提必须建基于已被广泛接受的事实与经验,确保推演过程有坚实的地基。针对《反对教育论》,他选择了以求学者自身的亲身经历作为根基,这样使观点更具现实基础与可信度,同时避免因假设不当引发论证崩溃。在完成书稿后,卡普兰不满足于自我反思,他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式寻求多元且真实的反馈。
他委托助理通过查找引用文献中所有作者的联系信息,向他们发出邀请,提供相关章节或整本书稿供批评审阅。这种几乎"无死角"的反馈机制虽然成本高昂,但却为他带来了宝贵的第三方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大约有15%受邀的学者回应,其中既有支持者,也有犀利的质疑和批判,后者极大提升了作品的深度与准确度。对反馈的态度体现了他的谦虚与认真:只要有人提出自己曲解了他人原创观点的指责,他几乎总是承认并愿意修正,因为专家最了解自己本意,纠正误解是责任所在。这不仅提升了文字的严谨度,也让对话更健康。最后,卡普兰强调愿意为自己信仰下注,行为上检验观点的正确性。
他认为,反思和修正的机会往往来自于行动的结果,只有通过持续关注自己判断的成败,才能实现真正的认知进步。卡普兰坦承,他的自我监督规则严格且有时甚至"苦涩",但他甘愿承受这种痛苦,因为规则本身就是为了让他谦卑于真理,不被自负蒙蔽双眼。他的做法不仅是对自我认识挑战的回应,同时也是对外界声誉质疑的最好反驳 - - 他会坦诚自身缺点,却又持续努力克服它们,使自己成为少数能将自我意识转化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刺猬"。他的经验对所有学者、作者乃至任何希望保持认知客观性的人都极具启发意义。通过跨学科广泛阅读、细化研究任务、不带偏见地评估证据、回避不合理假设和积极寻求反馈,我们可以有效地管理认知偏见和自我误导,提升自身工作的质量和可信度。拥抱批评,主动修正错误也是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的环节。
自我监督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学术诚信持续鞭策和自我提升的长期习惯。卡普兰的自我监督理念提醒我们,学术探索和思想表达需要的不仅是才华和勇气,更是谦逊与纪律。只有当作者既意识到自身缺点,又以开放并严谨的态度加以对抗时,才能真正实现对真理的追求。学术界应倡导并践行类似的自我监督机制,提升公共讨论的质量和科学知识的有效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