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政治经济的讨论中，关于国家规模的争论往往聚焦于“新自由主义”是否导致国家职能的收缩。表面上来看，自从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体系经历了持续削减，仿佛国家正在逐渐退出公共领域。然而，更准确的理解应当超越国家简单缩小的表象，深入洞察国家如何通过政策重组强化市场力量和金融资本，从而形成一种看似紧缩实则奢侈的财政格局。这一转变揭示了所谓的财政反革命，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深刻地映射了社会权力关系和阶级利益的再分配。财政反革命的核心在于公共财政政策的双重性：一边是日益严苛的福利削减和公共服务的紧缩，另一边则是为资产持有者特别设计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资产阶级通过复杂的税收激励体系，享有资本利得税率的降低、财产税的豁免、递延和抵免机制，以及对房产所有权的政策扶持。
这种“税收支出”本质上是政府对富裕阶层的隐性补贴，实质上等同于传统的公共支出，却从受益对象上彻底不同。这不仅使得拥有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中产阶级与上层财富阶级结成利益共同体，也为新自由主义体制下日益膨胀的财富不平等提供了合法性。历史的转折点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美国面临投资收益减少和通货膨胀上升的双重压力。商界利益集团开始联合抵制社会支出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自被新政框架排除的黑人民众、低收入母亲和失业者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货币和财政方面的政策实验，诸如联邦储备主席保罗·沃尔克于1979年大幅提高利率，以及随后里根政府推行的税收改革。这些措施共同导致财富向高收入群体和既得利益者的大规模转移。
税收制度的变革伴随着两大经济思想流派的兴起。弗吉尼亚学派的公共选择理论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权力，推崇税收削减与预算平衡相结合的紧缩政策，强调财政纪律。而供给侧经济学则支持大幅减税而不设限支出，认为只要全球投资者愿意提供廉价信用，债务水平并不构成问题。两者均认同需要压制不促进私人财富积累的公共支出，尽管在具体执行层面存在分歧。经济结构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中叶，公共企业以工业投资为核心，追求稳定增长；而进入1980年代后，投资者主要通过操纵资产价格获取利润，无视劳动力市场的缩减和工资压制。
家庭结构的价值也被重新定义，不仅是社会单位，更成为资本避税和财富继承的重要工具。诸如“家族办公室”等私募基金得以利用立法变革绕过金融监管，以绝对保密方式管理超高净值家族财富，而中产阶级家庭则通过房产税减免和遗产保护政策获益。家庭成为财富积累与转移的法定避风港。财政反革命与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盟紧密相连。在2017年《家庭价值观》一书中，学者详细论述了新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保守派之间脆弱的联盟，其核心在于对传统家庭的共同防卫。家庭被视为一种市场自由的“缓冲区”，替代国家承担福利责任，使得反对堕胎和强化保守的性别角色不仅是在维系女性的从属地位，更是在保障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
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城市财政危机如纽约的案例生动反映了这种政策的后果。联邦福利资金的撤销与地方税基的侵蚀，导致基础公共服务急剧缩水，公共部门工资冻结、医院关闭、垃圾堆积。面对财政压力，地方政府纷纷转向“供给侧”的城市治理模式，支持商业地产和房地产项目，以刺激私人投资，而非直接增进公共福利。里根政府于1981年实行的税收法案极大降低了个人和企业收入税，放宽了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并引入加速折旧政策，允许投资者以远低于资产实际价值的折旧计算来抵减应税收入。这些措施催生了房地产投机的狂潮，使地产从工业生产的辅助部门转变为直接的资本增值工具。房地产大亨如唐纳德·特朗普，正是借助这种税法漏洞实现财富的飞跃增长。
即使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储蓄贷款行业崩溃时，金融机构仍将大型地产商视作“不可倒闭”，对其债务予以再融资和重组。财富借助法律与税收机制得以在家庭和企业之间流转，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分化。政治上，针对蓝领工人的策略也经历了转变，试图通过强化作为房屋所有者和纳税人的身份认同，切断其与工会的联系。这不仅在劳动者内部制造了分裂，也将工资收入与资产增值两类利益群体捆绑，实现了超阶级的选民联盟。加州1978年的第十三号提案通过限制财产税率，深刻影响了公共服务资金来源，令原本依赖地方税收入的教育和医疗体系陷入持续低迷。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价格飙升成为维系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盟的核心纽带。
财政紧缩的另一面则是贫困地区公共资源的匮乏，诸多州和县甚至采取收费模式，向居民收取公共厕所使用费、垃圾清理费等基本生活服务费用，极大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家庭与财政的交织不仅体现在财富积累，也贯穿于社会价值与政治争议中。以反堕胎运动为例，1970年代以来，反堕胎力量借助财政紧缩论调，强调国家社会支出的“浪费”，将堕胎服务妖魔化为“社会化医疗”的财政负担。这一运动还吸收了反对强制灭绝和新自由主义的种族主义论述，反堕胎成为捍卫国家预算紧缩和传统家庭模式的政治工具。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数千万人失去自由终止妊娠的权利，堕胎禁令在多个州轮番实施，反映了家庭政治与财政政策日益合流的形态。政治人物如J.D.万斯，将维护“家庭价值观”与保护资产阶级选民利益相结合，反映了新自由主义财政政策与社会保守主义文化政治的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当前资本主义的财政格局已由基于工业生产的传统积累模式转向以资产价格上涨为核心的新秩序。税收政策和家庭法制成为财富世袭与私有资本扩张的支柱，而公共财政在无形中变成了私人财富的源泉。这样的转变被称为“一场漫长的反革命”，暴露出社会财富的不公与权力结构的再配置。对于未来，虽面临重重阻碍，但控制货币供应、实现公共财政多样化和公平分配的政治意志依然存在可能。财政紧缩与奢侈并存的现实，并非历史的必然产物，而是特定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政策选择。重新认识财政的社会属性与决定权，将是推动经济正义与公共繁荣的关键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