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政府在面对财政赤字和公共服务压力时，普遍采取了削减预算和裁员等缩减规模的策略。然而，事实表明，简单地追求“更小”的政府并不能解决政府存在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真正的突破需要的是打造一个更聪明、更高效、更具创新能力的联邦政府，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减少人员规模和开支。美国现行的管理体制多年来一直沿用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过度强调合规和形式主义，忽视绩效和创新，导致决策层层审批、官僚体制臃肿，阻碍了政府效率的提升。数据显示，联邦政府的管理和行政人员数量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大幅增加，而直接从事具体工作的员工反而减少，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比例越来越高，远远超过私营部门的水平。这种管理层级的膨胀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更限制了基层工作者的自主性与创造力，使得真正的贡献者无法有效开展工作。
相比之下，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政府机构卓越完成任务的典范。上世纪中期，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成功消灭了天花，应对了小儿麻痹症危机，遏制流感大流行；而1960年代的NASA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科技飞跃，将第一位美国宇航员送入太空，开发出史上第一款超音速飞行器SR-71黑鸟。那时的政府机构规模虽小，但决策高效、目标清晰、执行坚决。这样的辉煌成就往往来源于政府能够成为富有活力和创业精神的创新实验室，赋予员工自由度和激励机制。只依靠裁员和削减开支，只能制造表面上的“效率假象”，往往带来的是生产力下降、关键岗位人才流失和税收减少等副作用。为了重塑政府的核心竞争力，美国必须探索更加科学和创新的改革路径。
首先，政府需要重新评估和削减那些不产生实际价值的繁琐行政程序，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推动成果和服务的提升。政策制定者应当建立机制，定量衡量各项行政仪式的时间和成本，通过绩效考核和资金调整，推动真正有效的简政放权。其次，必须大幅度减少管理和行政职位，加大管理控制跨度，改变当前一名主管管理少数下属的惯例，降低官僚层级，提升决策效率。管理层比例应更接近私营部门水平，实现管事与办事的合理平衡。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借鉴私营企业的成功经验，打造以目标为导向的激励体系，让更多员工直接参与到客户服务和项目执行中。美国的军事系统和国防研发部门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范例。
比如，美国陆军的“联络转型”计划允许部分部队自主创新，采用3D打印加快设备维修，快速形成战术优势。海军的科学研发单位通过引入绩效工资和灵活岗位描述，有效提升了人才留存率和整体效率。类似的“破冰者”项目能够激发各机构内的创新文化和积极性。此外，政府应当投入“登月计划”式的大胆目标，鼓励跨部门合作，冲破传统体制束缚。新冠疫情期间的“疾速行动计划”成功展示了在有明确目标和资源保障条件下，政府能够实现疫苗开发的迅速突破。未来国防部门可以设定缩短大型武器系统开发周期的具体目标，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也可以制定在有限时间内解决住房短缺的任务。
所有这些需要激情和决心，不能拘泥于形式和流程。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改革是政府项目必须以实实在在的效果为前提，确保公共资金投入产出比最大化。政府可以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全面的项目评估体系，吸取早期评估工具的经验，用数据驱动决策，逐步淘汰效果不佳和资源浪费严重的项目，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成功的改革还离不开领导层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新一届政府官员应鼓励各级领导花时间听取一线员工的建议，真正了解工作中的障碍和创造力被压制的原因。许多基层工作者拥有宝贵的经验和想法，他们的声音能够为改革注入务实而有效的动力。
未来的美国联邦政府应该成为一个灵活的创业组织，坚持以人为本，激发每个员工的潜力和积极性。改变当前强调合规和风险规避的文化，让创新和绩效成为核心价值观。通过更加合理的组织结构、更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更坚定的战略目标，政府部门能够恢复其历史上的创新能力和执行力。虽然削减开支和缩小部门规模在财政角度上具有一定必要性，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只有同时大幅提升政府的智能化和创新能力，才能真正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保持经济和技术的领先地位。美国需要一个不仅更精简，而且更敏捷、更具责任感的政府，一个能够大胆设定目标、快速试错、积极调整的政府。
这样的政府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未来，是实现国家长远繁荣的保障。总结而言，当前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既是危机，也是改革的机遇。减小政府规模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打造一个行业领先、充满活力且富有创造力的联邦政府。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未来全球舞台上继续保持其卓越竞争力，实现社会福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