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8日，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校园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史称“新墨西哥大学刺刀事件”。这场事件发生在越南战争反战浪潮的高潮期，成为美国大学生抗议运动中不容忽视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学生与军事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展示了整个社会在战争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社会经历了大规模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尤其是在1969年到1970年之间，随着美国政府加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反战情绪迅速激增。1970年4月30日，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突然宣布发动对柬埔寨的军事入侵，这一决定如同火上浇油，激起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和罢课。
柬埔寨入侵行动被认为是战争升级的象征，对寻求和平的抗议者来说无异于直接挑衅。 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震惊全国，四名学生被国民警卫队枪杀，进一步激励了全国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新墨西哥大学的学生们也迅速响应，开始了为期多日的抗议与罢课行动。当天，著名反战女演员简·方达访问校园，发表支持和平抗议的演讲，鼓舞了学生的士气。她鼓励学生采取非暴力但坚决的行动反对尼克松政府的战争政策。这次演讲成为学生发动罢课的导火索。
随着抗议情绪不断升温，5月5日晚，数百名学生组织并参与了对校内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Air Force ROTC）大楼的占领行动，表达对军事干预的强烈反对。尽管一部分学生试图在5月6日举行和平罢课，但校园内的氛围逐渐紧张。尤其是一场关于国旗是否应该降半旗的争论，甚至引发了肢体冲突和刀伤事件，进一步凸显出抗议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对立。 5月6日，抗议达到了高潮，约有800名师生参与罢课，占据了学生联盟大楼（Student Union Building）。他们在大楼内举行集会并阻止正常教学活动的进行，要求大学行政部门支持反战立场并撤销与战争相关的军事合作。学校管理层对此表示关切，考虑关闭校园以防止暴力升级，但同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事态在5月7日稍有缓和，学生仍继续占领学生联盟大楼，学习并讨论与战争相关的议题，并筹划当天晚些时候的抗议游行，旨在抗议联邦机构和国防承包商对战争的支持。同时，一些学生代表与州长大卫·卡戈（David Cargo）会面，获得了国民警卫队不会介入的承诺，前提是抗议保持和平。 然而，紧张局势未持续太久。5月8日上午，新墨西哥大学董事会和校长费雷尔·希迪（Ferrel Heady）决定申请法院命令，要求清场学生联盟大楼，并防止财产遭到损害。校园警察及市警随后接管清场行动，警告学生撤离。上午接近中午时，约三百名学生离开大楼，参加预先计划的抗议游行，游行经过联邦大楼和市区多个地点，部分高中学生中途加入其中，期间爆发投掷石块等小规模冲突，场面一度混乱。
下午，多方决定允许学生联盟大楼继续开放，但这一消息未能及时传达给现场学生和随之到来的新墨西哥国民警卫队。晚些时候，国家警卫队抵达校园，并按照法院命令要求学生清场。约有131名拒绝撤离的学生，包括学生会主席埃里克·尼尔森（Eric Nelson），被逐一逮捕。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们并未对逮捕行动进行抵抗。 在逮捕之后不久，国民警卫队展开了令人震惊的行动，持刺刀的警卫队员在学生、教师及新闻人员中间挥舞刺刀，造成至少10至11人受伤。受害者包括26岁的电视记者比尔·诺兰德（Bill Norlander）、学生桑尼·弗劳尔斯（Sonny Flowers）、新闻系学生斯蒂芬·帕特（Stephen Part）以及多名教师和摄影师。
伤势从轻微划伤到严重刺伤不等，几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尽管如此，事件中没有发生死亡，但校园及社区都感受到深深的震动。 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舆论争议。新墨西哥大学以及官方部门召开了多次会议试图平息局势。警察局长马丁·维吉尔（Martin Vigil）承认自己下令调遣国民警卫队，但辩称此举旨在保护学生安全。学生们则强烈反对国民警卫队的过度使用武力，认为这是对和平示威的粗暴镇压。
部分受伤学生随后提起诉讼，但因难以确定责任方，案件被驳回。 为了缓解紧张，大学推行了“自由大学”计划，让学生有选择是否继续课程或者转为旁听，设立了关于政治、生态、战争与暴力等主题的讨论班，试图将教学与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结合，促进校园内的对话与理解。学校于5月11日正式恢复正常运营，抗议活动逐渐平息。 新墨西哥大学刺刀事件不仅暴露了校园内外由越战引发的社会分歧，更揭示了政府与军队在面对和平示威时容易失控的危险。与肯特州立大学的枪击事件类似，这起刺刀事件成为反战运动历史上的惨痛记忆，也促使更多人反思示威者与执法力量之间的关系。它提醒后人，和平抗议的权利需要被尊重，而暴力镇压却只会激化矛盾。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越战时期的激烈矛盾如何在校园里爆发，学生们用行动向政府政策发起挑战，期盼和平与正义。而政府方面的强硬回应，则深刻影响了后来美国社会对权力使用的质疑和对公民自由的关注。这场50多年前的刺刀事件，至今仍然启示着我们关于社会运动、权力制衡和公民权益保护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