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波兰著名数学家胡戈·斯坦豪斯发表了题为《控制论边缘》(On The Margins of Cybernetics)的论文,这篇文章尽管距今已有六十余年,却依然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展现了对数字计算机、人工智能以及人与机器关系的深刻洞察。面对如今人工智能爆发的时代,重温斯坦豪斯的思考,不仅有助于理解技术发展背后的哲学问题,更为我们提供了理性看待机器智能的视角。 在《控制论边缘》中,斯坦豪斯从17世纪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的机械计算机谈起,回顾了从最初的机械装置到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路径。帕斯卡制造的算术机虽然在其时代未能真正普及,但它奠定了机器能够实现复杂计算的基础。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快速准确的计算,尤其在战争中对弹道计算的需求推动了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斯坦豪斯特别强调了计算机技术的军用起源和其不可避免的社会扩展效应。
他提到了控制理论和信息理论的奠基人诺伯特·维纳,指出反馈(feedback)机制在生物和机器中的普遍应用。维纳所发现的反馈不仅体现在机械船舵的自动调节,也体现在人的神经运动系统中。斯坦豪斯用对照的方法将机器故障与神经疾病相类比,这种跨学科的思考预示着未来智能系统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探索价值。各种复杂系统中的反馈机制,使得机器不仅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动态回应环境变化的系统。 文章中,斯坦豪斯探讨了人们对机器能力的两种误解:一种是将机器的表现贬低为非真正的智能,另一种则是神秘化机械能力,将其崇拜为类神性存在。在他看来,对机器的正确态度应是承认技术的机械本质和人类创造力的结合,同时警惕对人类智能特权的盲目信仰。
这种观点对当下人工智能的伦理与认知讨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斯坦豪斯将飞机诞生作为类比,指出人们曾经迷信鸟类飞行的神秘性,坚信"鸟飞是因为它是鸟",而赖特兄弟则打破了这个迷思,证实飞行可以通过机械原理实现。同样,机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包括语言和音乐在内的人类行为,并非因其拥有灵魂,而是因为这些过程本质上可以用数学和物理定律描述。举例来说,留声机的成功已经证明声音和音乐是可以被机械化捕捉和再现的。由此推断,未来机器将具备将音乐乐谱转化为歌曲、与人对话等能力,而这些行为的本质依然是机械计算而非神秘意识。 他也坦言,虽然未来的机器或许能够执行复杂动作,但其思维能力受到"人类智慧"的限制,无法真正独立思考。
换句话说,机器的智能是在大量人类经验和知识基础上"训练"而成的,因此有赖于数据源的质量和多样性。类似现代人工智能的局限,如回答"你会思考吗?"时机器或许会回答"没有灵魂",正是一种对意识缺失的幽默回应。 除了技术的讨论,斯坦豪斯还关心社会心理层面对于机器的接受度。以汽车为例,他指出人类对汽车的痴迷已经超越了理性的维护和使用考量,几乎视其为生活的必需品,甚至将其赋予某种超越工具的意义。机器的"主宰性"不仅体现在物质使用,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价值观,这种"技术浪漫主义"与机械工具的初衷形成有趣对比。 文章还涉及游戏和智能的关系,特别是通过自动猜币游戏和国际象棋对比,讨论了机器与人类智能的差异。
尽管电子计算机能够储存丰富的历史数据并进行逻辑推理,但人类的"全局思考"能力和对重要信息的快速筛选,仍让人类在许多知识复杂的游戏中保持优势。斯坦豪斯引入"协同作用"的概念,指出人机合作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比如司机操控方向而发动机负责能量输出,或人类处理策略计算机辅助概率分析。 在哲学维度,文章挑战了生命和自由意志的传统观念。斯坦豪斯提出,生命的基本特征包括物质交换、繁殖和死亡,而自由意志则更像是思维的幻象。他通过催眠实验质疑了人类自由决策的绝对性,暗示机器或许也能以其自身程序形式表现出"自主行为"。他认为,将生命和意识绝对区别于机器,可能是由于人类对自身特殊性的感知和宗教文化遗产的作用。
文章的末尾,斯坦豪斯展望了未来数字机器的潜力和局限。他承认数字计算速度的爆炸式增长,但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难以预测。尽管当前机器在诸多具体领域表现有限,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算法创新,许多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将迎刃而解。这表明未来人机关系将进入一个"无限高赌注"的博弈阶段,彼此影响深远,难以预料结局。 总体而言,《控制论边缘》一文用丰富的历史、科学和哲学背景,梳理了数字计算与生物智能的内在联系,批判了人类对机器智能的迷信与恐惧,提倡以理性和开放的态度面对技术变革。其对反馈控制系统的深刻剖析,以及时至今日依然切合实际的机器智能局限论断,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如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迅猛发展,斯坦豪斯在几十年前的预见愈发显得智慧而珍贵。面对机器可能成为人类"伙伴"甚至"对手"的未来,恰恰需要回归他强调的科学精神,避免将机器妖魔化或神圣化。毕竟,从帕斯卡的算术机到现代超级计算机,技术的核心是"机械"而非"魔法",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开发、应用和监管智能机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