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长期以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国家成功与领导能力的核心指标。GDP的上升常被视为政绩、投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象征。然而,随着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实践表明,把经济产出置于一切之上,不仅不能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质量,还可能诱导破坏生态与社会基础的政策选择。面对有限的地球承载力与迫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衡量"繁荣"的方式必须变革,从增长迷信走向全面、可比且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指标体系。GDP的优势在于统一、易于统计且长期可比较,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GDP只计入市场交易的货币价值,不区分有益与有害、可持续与耗竭的活动。
一次性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环境污染、以及在公共卫生和教育上被忽视所导致的长期成本,都不会在GDP账面上减少;灾害重建和污染治理反而会推动GDP增长。此类"增长的幻觉"掩盖了对生态系统服务、人类资本和社会连接的侵蚀。与此同时,GDP无法直接反映收入分配、公民幸福感、社会信任和政治参与等关乎生活质量的关键要素。国际上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经验表明,若只追求GDP增长,有可能与消除贫困、减缓气候变化和实现公平机会等目标相冲突。在回应这些挑战时,学界与政策界提出了多种替代或补充指标框架,试图把环境界限与社会基本需求纳入衡量体系。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为人类活动与地球系统稳定之间的阈值关系提供了科学参照,强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氮磷循环扰动等关键过程有明确的安全范围。
再结合"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提出的社会基础要求,形成一个既不能越过生态上限也必须满足社会下限的"安全且公正的生存空间"。这类框架的核心理念是将生态承载力与人类权利并列为评估标准,而非作为GDP增长的附带考虑。除了行星边界与甜甜圈模式外,还有多项实际可操作的替代指标值得借鉴。人类发展指数(HDI)通过寿命、教育与收入测度人的基本福祉;调整后的净储蓄(Adjusted Net Savings)和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试图把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纳入国家财富核算;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在计算时加入环境成本、社会成本与家庭无偿劳动等项目;幸福与生活满意度调查提供了主观福祉方面的重要补充。各类指标各有侧重,但共同目标是在量化时涵盖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多维度,以便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基础。要把这些理论和指标转化为可被政府广泛采纳的政策工具,还有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克服。
第一是数据与统计方法问题。生态系统服务、生态退化速率、非市场劳动价值等项目的数据采集复杂且需要跨学科整合,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统计能力不足。第二是指标权重与可比性问题。不同指标代表不同价值偏好,如何设定权重、如何在跨国比较中保持公平性,是政治与技术的双重问题。第三是制度与激励结构的重构。当公共预算、绩效考核和选举政治都深植于GDP增长逻辑时,单纯推出新指标不足以改变行为,必须同步调整财政规则、企业监管以及公共决策流程。
针对这些挑战,可以采取渐进而有针对性的策略。首先,建立多层次的指标体系,让经济产出在新的框架中保持可追踪地位,但不再处于唯一中心。这样的体系应平衡生态限度、社会基本保障与经济活力,使得任何政策评估都需要同时回应三个维度的考量。其次,强化国家与国际统计机构的能力建设,投资生态监测、社会调查和人力资本会计,推广开源数据标准与方法学,以提升指标的可靠性与透明性。再次,采取制度性激励把新指标引入预算与绩效评估,比如将"幸福预算""自然资本账户"或"碳与生物多样性影子成本"纳入政府决策流程,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到公共投资优先级设置,都要体现多维度价值。实践中已有国家和地区开始探索超越GDP的路径,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新西兰将国民幸福与生活质量纳入预算优先级,通过"幸福预算"明确了对精神健康、儿童福祉与环境保护的财政承诺。不丹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为核心,尽管规模较小但展示了如何把文化与生态价值嵌入国家治理。苏格兰与荷兰等国积极开展自然资本核算,试图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体现在公共账目中。每一项实践都显示出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暴露出数据空白、短期政治压力与既得利益抵抗等实际障碍。企业与金融体系在转型中同样扮演关键角色。传统企业以营收与利润为短期目标的衡量模式推动资源密集型增长。
随着气候风险与社会期望的上升,越来越多公司开始采用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指标、生命周期评价与真成本核算等方法。若监管部门能将企业披露标准与国家可持续指标对齐,金融市场将在资本配置中更有力地偏向低碳、低风险与高包容性的项目。绿色债券、自然资产证券化以及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采购,都可作为把新指标价值转化为市场激励的桥梁。科研界对设计与推广新指标体系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职责。跨学科研究能够整合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测量科学,开发出既符合科学依据又具可操作性的指标集。开放数据、方法学透明和对不同文化语境的敏感性,是学术建议能够被政策采纳的前提。
国际组织与高层工作组在这一进程中具有放大效应:统一的框架与共识能够降低国家间比较的不确定性,并增强全球公共物品治理的有效性。公众参与与传播也十分重要。指标改革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价值观与社会选择的表达。通过参与式制定过程,社区、民间组织与弱势群体的需求可以被纳入社会基础的定义,确保新指标能够反映公平与正义的期待。媒体与教育需把复杂的指标转化为易懂的叙事,使公民理解为何要超越单一的GDP增长目标,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支持生态友好与社会包容的政策。在可操作的路线图上,建议采取以下综合步骤以实现从GDP到多维繁荣衡量的转换。
首先在国家层面开展试点,选取代表性地区或部门应用新指标进行政策评估,积累方法学与治理经验。其次将新指标纳入国家统计体系与财政决策流程,设立明确的公开目标与监测机制,以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与问责性。再次推动国际合作,建立跨国比较的标准化方法,协调碳与自然资本会计规则,避免政策套利。最后通过教育与政策沟通,逐步塑造公众对"好生活"含义的共同理解,从而为长期结构性变革提供民主基础。将重心从单一的经济产出转向以人类福祉和地球安全为中心的多维衡量,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任务。它要求政治勇气、技术创新、社会动员与国际合作的长期投入。
然而,倘若继续拘泥于GDP独尊,我们将以短期繁荣换取长期风险,可能把未来世代推向资源枯竭与社会动荡的边缘。重塑衡量繁荣的方式,是当代治理面对的核心选择之一。只有在尊重科学边界、回应社会正义并兼顾经济活力的前提下,政策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让人类在安全的地球系统内获得繁荣与尊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