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明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其悠远的历史背景和辉煌的文化成就一直吸引着全球学者的广泛关注。尽管考古学和历史学为我们描绘了宏伟的金字塔、丰富的神话体系以及先进的社会结构，但关于古埃及人具体的遗传起源及其与周边区域的人口交流，仍然存在不少未解之谜。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终于在一名活跃于古埃及旧王国时期的男性遗骸中成功提取并解析了全基因组DNA，开启了窥探3000多年前埃及人口结构的新篇章。 这名古埃及男子的遗骸于努怀拉特墓地被发现，经过严谨的碳14年代测定，确认其生活于约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间，正值古埃及早期王朝向旧王国时期过渡的阶段。他的遗骸被埋葬在一件陶制容器中，独特的埋葬方式为DNA的保存提供了条件，为基因组提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种陶壶墓葬是古埃及早期高社会地位个体的典型标志，也为研究其生前社会身份提供了线索。
解析其基因组后，研究团队发现该个体的基因组成主要来源于北非新石器时代先民，占比约78%。然而，约20%的基因则与东部肥沃月湾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及周边的美索不达米亚区域——的古代人群相近，这一发现明确指出当时埃及不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更有实质的人口迁徙与基因流动。 此前学术界观点普遍认为古埃及人种起源局限于本地北非，文化接触虽频繁，但人口基因未必流动。然而，这次基因分析打破了这一认知，为“文化传播”背后实际存在“人口迁移”提供了确凿证据。通过比较叠加主成分分析和群体结构聚类，古埃及个体与现代北非及西亚人群基因最为相似，且通过更精细的祖源模型分析，揭示了其基因多元融合的特征。 精细的qpAdm建模方法归纳出，这名男子的祖先成分包含了来自位于摩洛哥的中期新石器时代先民，以及来自公元前9000年到8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人群，甚至少量来自迦南地区的基因。
这一时期与埃及新石器文化的兴起及农业定居方式的推广相重合，标志着北非及东地中海区域在新石器革命浪潮中的交汇。 多学科交叉验证更凸显此发现的意义。牙齿非度量性状与头骨测量结果均展示该个体既具北非特征，也显示出与西亚人群亲缘的迹象，进一步佐证了遗传学分析的准确性。同位素分析支持其在尼罗河流域的成长轨迹，未显示远距离迁徙痕迹，且饮食谱系吻合当时埃及环境的典型 omnivore 膳食结构。 此外，该基因组中未见明显与中、东、南非古代人群相关的分量，暗示当时埃及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因交流可能尚未广泛展开，或未成为主导成分。这一点对理解非洲区域人群迁徙动态、尼罗河谷作为人类迁徙桥梁的时期性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通过比较较晚时期，特别是古埃及的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787年到公元前544年）个体的基因组，研究者发现这一时期埃及人群中西奈半岛以东地区的黎凡特群体基因成分有显著增加，反映了历史上希克索斯统治及人口迁徙对埃及遗传基因库的显著影响。不过，旧王国时期的这位努怀拉特个体基因结构更偏向于本地北非及早期西亚混合，表现出更多区域人群持续性的证据。 甚至将视角拓展至现代埃及人，通过祖源模型发现他们的基因组成是一幅多地区贡献的拼图，不仅包括努怀拉特个体及中期摩洛哥新石器时代的北非先民，也混合了来自黎凡特地区的青铜时代基因影响，以及数百年前进入埃及的来自东非与中非的人口基因渗透。这种多元化的遗传成分展示了埃及作为历史上文化与遗传交流重镇的复杂身份。 此次全基因组研究的突破还表明，通过适当的采样和实验策略，包括利用陶壶墓葬环境，有望在未来获得更多埃及早期遗骸的高质量遗传数据，为揭示古埃及更为详细和丰富的人口历史提供无限可能。基于基因组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将助力理解当时人群的健康状况、体貌特征、社会身份及生活方式。
总的来说，努怀拉特个体的基因组数据为古埃及历史中的人口结构与区域联系问题提供了前沿证据。早在4000多年前，埃及便已存在来自北非和东部肥沃月湾地区的基因交流，超越了以往仅靠物质文化线索推断的文化接触，这一点深化了我们对古埃及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理解。未来结合更多样本与多学科研究，古埃及人遗传史将日益清晰，帮助我们系统把握文明兴衰和人类迁徙的宏大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