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天,围绕去中心化加密混合器Tornado Cash的法律风暴再度引发业界和法律界广泛关注。联合创始人罗曼·斯托姆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交动议,要求撤销其此前在无牌货币传输(unlicensed money transmission)方面的单一有罪判决,并请求法院对陪审团未达一致的洗钱和制裁违法指控裁定无罪。斯托姆的辩护集中在检方未能证明他具有帮助不法分子利用该协议的"故意"(willfulness)上,认为所谓的"过失不作为"理论不足以支撑刑事有罪。该案不仅关系到个人命运,更可能对加密货币隐私技术、去中心化开发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未来监管路径产生深远影响。 要理解这次动议及其潜在意义,需要把技术特性、事实背景和法律标准结合起来分析。Tornado Cash自2019年由罗曼·斯托姆与罗曼·谢苗诺夫创建以来,作为一套基于以太坊智能合约的混币器,利用零知识证明等密码学手段打破链上交易的可追溯性。
其运作逻辑是用户将ETH或代币存入合约,随后通过生成证明取出资产到新的地址,从而阻断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链上关联。作为非托管、代码运行的协议,Tornado Cash本身不持有用户资产,开发者亦无法直接控制合约中存放的资金。这一技术属性是辩护一方强调的关键点,旨在说明被告并未对资金流动实施控制,且无法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实施客户尽职调查或冻结资金。 然而,检方的立场则侧重于结果与现实影响。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曾指控Tornado Cash自2019年以来处理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并称其中约30%与非法活动有关,包括与朝鲜黑客组织相关的资金转移。基于此,检方认为Tornado Cash的存在与运营在客观上为洗钱和制裁规避提供了便利,且在知道存在滥用风险的情况下未采取足够措施,构成非法货币传输或共犯行为。
检方还将开发者的行为与能否预见到不法用途联系起来,认为高度技术化的服务并不能作为免罪的挡箭牌。 法律上的关键争点是"故意"(willfulness)标准在无牌货币传输与制裁违法指控中的适用。美国刑法对"故意"的要求通常意味着被告必须有认知上的意识,即清楚其行为违背了法律或存在非法用途,并主观上愿意实施或促成违法行为。辩护方在动议中指出,检方试图以"未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滥用"的过失理论代替对被告的实际主观意图证明,这种做法与刑事法中对主观要件的严格要求相悖。若法院接受辩护观点,检方必须回到证明斯托姆具有明确协助不法分子的意图,而不是仅仅指出他未采用某些可能减少滥用的技术或治理措施。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是去中心化软件的性质与开发者责任界定。
许多加密社群和隐私倡导者认为,将软件开发者与使用者的行为混淆,会对创新与言论自由产生 chilling effect。支持者们指出,像Tornado Cash这样的智能合约只是代码,开发者发布工具并不能被等同为使用该工具的人实施的每一种行为负责。若司法实践容许以"软件可能被滥用"为由对开发者进行刑事追责,将可能导致技术人员在设计隐私工具时自我审查,阻碍隐私保护技术的发展。反对者则强调技术的社会后果,认为任何提供大规模匿名化服务的主体都应承担一定的合规义务,尤其是在已知存在重大滥用风险的情况下。 司法实践如何平衡这两种观点,将直接决定本案及类似案件的判例方向。若法院接受斯托姆动议并撤销有罪判决,可能被视为对去中心化隐私技术的一次重要法律胜利,减轻未来开发者面临的刑事风险;相反,若法院维持有罪或允许以过失理论支撑刑事责任,则可能为监管机构在针对匿名化技术与去中心化协议的执法过程中提供更大空间。
除了法律和技术争论外,该案还引发了关于隐私权与公共安全之间权衡的广泛讨论。隐私权支持者强调,金融隐私是个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匿名化工具能够保护异议人士、记者、维权人士以及普通用户免受针对性监控或迫害。若隐私技术遭遇过度限制,弱势群体的安全将进一步被削弱。与此同时,执法机构则指出,匿名化工具同样被洗钱者、制裁规避者和网络犯罪团伙广泛利用,导致大量非法资金得以在链上转移并通过混币器脱链,给国家安全、制裁执行与金融稳定带来实际风险。 国际层面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以OFAC对Tornado Cash的制裁为例,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与制裁执法为由采取行动,这一做法不仅在国内引发争议,也在国际上产生法治与主权讨论。
各国对如何监管去中心化协议、是否将开发者纳入监管对象、以及如何在跨境执法中协调标准尚无统一共识。若美国法院在斯托姆案中支持检方立场,其他国家监管机构可能效仿,从而形成更严格的跨国合规压力;反之,如果法院判决倾向于保护开发者或强调技术中立性,可能促使国际监管更注重定义使用者行为而非简单追责开发者。 从行业反应来看,科技与加密圈内的主要声音倾向于强调隐私权与代码中立性。包括区块链协会等游说组织公开表示,斯托姆的定罪若被维持,将对整个开发者社区产生寒蝉效应,使许多开发者在创建隐私或去中心化应用时过度谨慎或直接避开敏感领域,从而削弱创新动力。与此同时,一部分法律专家和合规顾问建议,开发者应当在技术研究与部署时更加注重合规设计,例如引入透明的治理机制、事前进行风险评估、以及在合理范围内配合执法请求,以降低潜在的法律暴露。 学界与技术社区也在试图寻找中间路径,例如探索在保持强隐私保护的同时实现更可审计或可治理的设计选项。
部分研究者提出通过可证明的合规接口、阈值化的访问控制或多方计算等技术,来为受监管场景提供有限可追溯性,从而在不彻底破坏匿名性的前提下回应合理的合规需求。这类设计理念既需要工程实现,也需要法律框架上的接受与明确界定。 未来案件走向将取决于多重因素。法官对"故意"标准的解释、检方能否提供更直接证明斯托姆主观意图的证据、以及司法系统如何衡量技术中立性与社会危害之间的关系,都是决定性要素。此外,上诉程序也可能延长案子的最终结论,有可能将争议带到更高层面的上诉法院,甚至影响联邦层面的法律论断。 对于普通加密从业者和隐私技术研究者而言,本案具有重要的实务警示意义。
第一,开发与部署隐私相关技术时,需更注重记录设计决策与合规考虑,保留技术审查、风险评估与沟通记录,以便在法律争议中证明良好信念与合理行为。第二,积极参与行业自律与标准制定,通过行业组织推动可行的合规框架,有助于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出专业声音并减少单方面强制措施的风险。第三,教育公众与立法者关于隐私技术的工作原理与正当用途,减少误解与恐惧,从而促成更平衡的监管讨论。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斯托姆案同样提供了反思机会。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与制裁执行的同时,不伤害技术创新与基本隐私权,是一项复杂但必要的治理任务。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明确区分托管服务提供者与代码开发者的法律责任,制定有针对性的合规要求而非广泛诉诸刑责;同时推动国际合作,形成可操作的跨境合规与执法框架,以避免片面制裁措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不确定性。
最终,无论司法结论如何,罗曼·斯托姆与Tornado Cash案件都将成为数字时代关于隐私、技术中立性与法律责任边界的重要参考点。它提醒我们,在去中心化和隐私技术快速演进的背景下,单靠传统法律框架难以完全适配,需要司法、立法与技术社区共同探索新的治理范式。隐私不是绝对的许可,也不是无条件放纵不法行为的掩护;同样,安全与合规也不应成为全面侵蚀个人与组织合理隐私权利的借口。 公众、开发者、监管机构与司法机关都应从该案吸取教训:在寻求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需要更加精细、透明且基于事实的法律推理;在维护隐私技术发展的同时,也要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合规路径。罗曼·斯托姆寻求撤销有罪判决的动议,不仅是为个人争取法律救济,更在推动我们对技术与法律边界的集体反思。未来几个月到几年间,该案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改变隐私技术的法律风险地图,影响全球区块链生态的创新方向与监管策略。
无论结论如何,关于隐私权、责任与公共安全之间平衡的讨论注定不会停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