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明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且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文明之一，从公元前3150年左右的王朝时期开始，埃及逐步发展出复杂的社会体系、庞大的建筑以及独特的纪念制度。尽管考古与人类学领域积累了大量对古埃及人的文化、社会与物质层面的认识，但遗传层面的了解却受到样本保存等技术限制的阻碍。在DNA保护条件严苛的尼罗河谷地区，关于古埃及早期人口的遗传多样性及迁徙路径尚未取得确切答案。然而，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突破性研究，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揭示了一名生活在古王国早期的男性个体基因组，为探索早期埃及人类的起源和区域联系打开了新视野。该个体出土于尼罗河上游地区的Nuwayrat（今埃及贝尼哈桑附近），通过碳十四测定，他的死亡时间约为公元前2855年到公元前2570年，覆盖了埃及政治统一后不久至古王国鼎盛时期的过渡阶段。Nuwayrat个体的遗骸被安放在一个陶罐中，并置于岩石掘成的墓穴内，这种特殊的葬俗可能促进了其DNA的保存，成为有史以来在埃及境内成功提取并测序的最早全基因组数据之一。
基因组数据揭示，Nuwayrat个体的遗传构成主要包含近78%的北非新石器时代祖先成分，体现了与现存北非居民及过去北非群体的亲缘关系。同时，其遗传图谱中约22%的成分与东部肥沃新月地带，尤指新石器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群体相似，反映出早期埃及人与西亚文明之间不仅仅存在文化交流，更包含人口迁移与基因流动的实质性联系。这一发现对此前普遍认为古埃及人口源自本地、外来基因流入较少的观点产生重要补充。早期考古证据已显示自公元前六千年起，埃及与近东地区通过贸易与文化传播实现了互动，这包括家畜的驯养、农作物的种植以及文字的发明。Nuwayrat个体的基因组成支持了这一交流具有生物学层面的体现。通过对遗传学数据进行细致的分析，科学家们应用了qpAdm模型尝试解析该个体的祖先来源，证实其基因组中不含单一源群体能够完全解释的模式，而是由北非新石器人群与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农耕者的基因成分混合而成。
此外，痕迹性的黎凡特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群体基因也有少量贡献。辩证地看，北非新石器人群中本身就包含了来自伊比利亚马乌里坦尼亚文化及黎凡特农耕者的复杂混合基因，因此该区域间的迁徙与交流过程无疑反映了多阶段和多方向的互动。核DNA分析还证明Nuwayrat个体来自无近亲结婚的群体，遗传多样性较为均衡，具有显著遗传特征的线粒体DNA（I/N1a1b2）和Y染色体亚型（E1b1b1b2b~）也都广泛出现在当代北非及西亚人口。多元素同位素分析进一步佐证，该个体成长于尼罗河谷地，饮食结构以植物和陆地动物为主，包含古埃及农业文明所典型的小麦和大麦，且饮食中氮元素含量偏高，可能与区域干旱、农田施肥以及食用尼罗河鱼类习惯有关。骨骼形态研究显示该男性身高约157至160厘米，年纪偏长，约44至64岁，且显示长期体力劳动痕迹，体现其可能身份为工匠甚至陶工，虽然其被埋葬的墓葬品级高于普通民众。面部重建也依据骨骼数据辅以遗传色彩信息，推断其茶色眼睛、棕色头发及深色皮肤。
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对比了其他时期埃及个体的遗传数据，发现古王国时期Niwayrat型祖先在随后的时代尤其是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787年至前544年）逐渐混入更多来自青铜时代黎凡特地区的基因成分，这种基因成分可能与青铜时代迦南民族扩张或海上商贸活动有关。这一点也与考古学中提到的海上贸易以及外族统治历史相吻合。现代埃及人的基因组成显示来自Nuwayrat样本及北非新石器群体的祖先成分广泛存在，同时还包括更多最近时期东非及西非遗传输入，反映出埃及作为连接非洲和亚欧的桥梁，在人类迁徙史中扮演复杂角色。该研究的成功不仅破解了古埃及DNA提取难题，推动了区域古基因组学的进展，也为探讨古埃及人口的起源、内部变化和文明互动提供了科学基础。未来，更多遗址、更多个体的高质量基因组数据将使我们对动荡多变的尼罗河流域人口结构有更为细腻完备的认知，揭示文明更深层次的演化轨迹。通过这一遗传视角，古埃及的建国与发展不再只是考古发现的宏伟金字塔和遗迹，而是成为全球人类历史中一段充满文化交流与人口融合的范例。
展望未来，整合测古遗传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将开启研究古代埃及乃至整个非洲东北部和西亚地区古代人口动态的新纪元，深化对人类多元本源和文明联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