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远程办公已成为全球企业的重要工作方式，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许多员工期望能够在任何地方自由办公。然而，当涉及到员工希望从被认为“高风险”国家如中国远程工作的情况时，企业面临着诸多复杂挑战和风险考量。本文将详细探讨为何中国在远程工作政策中常被提起，分析相关的网络安全威胁、法律风险与实际案例，帮助企业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远程工作策略。 员工希望从中国等国家远程办公的请求常常会立即受到企业安全团队的关注。在许多企业中，当员工提出在中国工作时，管理层和技术团队往往第一时间将其视为高风险事件，迅速展开讨论。这种反应源于中国特有的复杂网络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体系，以及广泛存在的网络干扰和潜在的国家级入侵威胁。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中国的网络环境极其特殊。中国实行“防火长城”政策，大规模监控和过滤国内互联网流量，对数据的进出实行严格审查。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流量很容易被拦截、篡改或监控。企业设备一旦连入这样受控的网络，数据泄露和被恶意攻击的风险显著增加。尽管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网络限制和操作，中国在这一点上的管理尤为严苛且系统化，因此更容易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 除了网络层面的干预，中国过去多年内发生过多起国家支持的网络入侵事件，目标多为海外企业和机构。
虽然我们无法针对具体发生的远程工作设备被入侵的案例获得确凿的公开数据，但企业间普遍存在的担忧和警觉反映出这一风险的客观存在。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企业机密和核心业务系统的工作人员，在境外特别是中国境内操作时，风险更为明显。 安全风险之外，中国的法律环境也使得在该国使用企业设备充满不确定性。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律赋予政府对设备的远程和现场检查权力，无需事先通知且只需模糊的理由就可启动检查程序，这意味着企业的设备和数据可能面临被全面搜查和非法拷贝甚至硬件被没收的风险。此外，这些法律的不透明性和广泛的执法权力使得企业难以保障数据所有权和员工隐私权。 更严重的是，诸如无故扣押和拘留的事件在中国并不罕见，部分员工在出差或旅行时可能遭遇不合理的扣押，导致设备权限及操作受到影响。
这种地缘政治和法律风险，增加了企业因员工远程办公而失去关键设备或数据的可能性。 然而，针对这样的高风险环境，企业往往面临一个悖论：完全禁止员工在中国等地远程工作可能限制业务灵活性和员工满意度，但放任不管又可能承担严重的安全和法律后果。处理这一矛盾的第一步是明确风险来源，并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 想要制定合理的远程工作政策，企业首先应对涉及的国家风险进行客观评估。制裁、国际关系、国家安全法律、网络干预程度、历史安全事件以及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发布的旅行警告，都应成为政策考量的重要依据。企业也可以借助各国政府发布的安全指导和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来更新自身的风险评估体系，确保政策具有足够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在明确限制清单时，企业可以先从法律层面审视禁止或限制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业务往来是否合规。同时，也要考量员工所在职位的敏感程度以及涉及的技术环境，诸如是否允许携带存储大量机密信息的设备出境，是否存在数据访问权限控制，以及是否可以远程禁用或锁定设备等技术措施。 针对员工在中国远程办公需求，企业可以考虑引入柔性管理策略。例如，提供专门的旅行临时备用设备，这类设备配置较低，数据限制严格，一旦发生安全事件，损失可控。同时，为员工旅行前开展安全风险培训、制定详细的设备使用与回收流程以降低潜在风险，让员工对潜在威胁有充分认知，增强安全意识。 企业还需要构建完善的事件响应机制。
因为远程办公涉及可能的设备遗失、恶意访问或物理控制权被剥夺等突发事件，企业必须确保能够快速锁定或擦除设备数据，并能通过多渠道与员工保持沟通联络。这样的机制不仅能够及时遏制潜在的安全威胁，也能减少事件调查的复杂度和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面对“在中国工作”的问题时，也应平衡员工的权益和企业的安全需求。人员管理政策不能过于严苛以致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也不宜只凭恐惧或缺乏数据的猜测制定限制。合理的做法应以风险为核心，基于数据和情报支撑下的决策为准绳，并通过透明公开的沟通赢得员工的理解和配合。 未来，随着跨国合作日益深入，以及远程办公形态的不断演进，针对“高风险国家远程办公”带来的挑战将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企业必须不断调整和完善安全策略，结合最新的技术与管理手段，实现风险识别、控制和应急响应的动态闭环，以保障业务的连续性和安全。 综上所述，涉足高风险地区如中国开展远程办公，企业不可忽视网络环境的复杂性、法律法规的严苛性以及潜在的安全威胁。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柔性的政策设计、安全技术保障和快速应对能力建设，企业方能在兼顾员工便利与业务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只有持续增强对风险的感知和管理水平，才能确保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稳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