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美国的失业率保持低位,薪资增长在某些行业仍然可观,媒体报道频繁提及企业难以招到人。然而在这份被动平衡的表象之下,存在一股不易被注意但影响深远的力量:所谓"低招聘、低解雇"的劳动力市场。企业既不愿大规模裁员,也不热衷于大量新聘,从而形成一个"静止的转盘",让许多求职者、尤其是中年和长期失业者无法重新进入就业系统。 长期失业率上升并非偶发现象。随着企业在组织和人力投入上变得愈加谨慎,岗位空缺虽然存在,但大多为替代性、兼职或临时性质,真正面向长期职业发展的入门岗位和中层机会却在缩减。中年职业转型的成本显著上升,岗位对经验和技能的要求发生转移,导致曾经有着丰富履历的人也面临"无法匹配"的困境。
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局部的岗位短缺和企业倾向于从内部或有经验的候选人中挑选,也意味着进入通道的狭窄化。 这一现象背后存在多重结构性因素。首先,企业在疫情后更加重视稳定性和成本控制。通过减少员工自然流动、提高岗位复用率以及把更多工作外包给合同工和自动化系统,公司能够在不裁员的情况下实现生产力目标。但这种策略同时减少了新增岗位,从而降低了市场对新求职者的吸纳能力。其次,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让许多岗位可以被重构或合并,招聘需求向更少数、更具特定技能的人才集中。
第三,金融环境和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促使企业慎重扩充员工队伍:在不确定性中,保有现有员工并提高产出替代了大规模吸纳新人的传统做法。 对个人而言,长期被排除在招聘主流之外带来多重伤害。经济上,长期失业或只能获得临时、低报酬的工作导致收入下降、储蓄耗损以及职业前景受限。心理上,长时间求职无果会削弱自尊心和求职动力,产生焦虑和抑郁倾向。职业技能方面,快速演进的技术与岗位要求意味若无法进入适合岗位或培训环境,技能可能迅速贬值,增加再就业门槛。 劳动力市场的这种"沉寂"还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那些拥有资源、网络和灵活技能的群体更容易通过内推、合同工机会或自我创业等方式获得体面工作;而资源较少、受教育程度有限或需照顾家庭的群体则面临更高的边缘化风险。长期失业的人口集中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制造业衰退的中西部和城乡结合部,这又造成地域性失衡,使得劳动力市场复苏呈碎片化特征。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低招聘、低解雇"的现象可能导致劳动力参与率停滞或下降,潜在产出未被充分利用。尽管劳动成本压力有时被掩盖在平均工资数据之下,但长期结构性失业会削弱消费能力,抑制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此外,长期失业加重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带来教育与健康成本的长期累积效应。 要理解为什么招聘意愿下降,还需审视企业的招聘实践与用工模式。
许多企业在招聘时更重视即战力和岗位匹配度,偏好拥有相关经验的候选人而非潜力型新人。这种偏好成为中年转业者和学历较低的求职者的拦路虎。与此同时,用人单位在招聘流程中引入更多技术筛选和自动化评估工具,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可能过滤掉没有被自动化系统识别出的非传统背景候选人。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员工保留的策略。过去几年里,许多公司意识到高员工流动率会带来培训成本和文化震荡,因此采取更多留住现有员工的措施,如内部晋升、技能再培训和灵活工作安排。留住员工的策略本身虽有利于稳定,但若同时缺乏扩充新岗位的意愿,就会把劳动力市场的入口收窄。
政策层面的不足也放大了问题。公共再就业服务、职业培训和地区性经济发展计划在许多地方资源有限或执行不到位,使得求职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技能提升和职业转换支持。社保与失业救济制度的设计在某些情况下也影响了求职者的行为与可支配收入,从而间接影响再就业动力和质量。 那么,应对"低招聘、低解雇"导致的被排除问题,需要从个人、企业和公共政策三方面同时努力。对个人而言,主动适应变迁、掌握可转移技能和扩大求职网络是关键。可转移技能包括数据素养、沟通与项目管理能力、软件工具使用以及行业基础知识。
参加短期实训营、在线课程和行业认可的认证项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学历与经验的不足。对于中年求职者,展示可迁移的成就、通过自由职业或临时项目积累最新工作经验,以及针对目标岗位调整简历和面试策略,是提高面试通过率的实用做法。 企业方面,扩大招聘视角与优化招聘流程同样重要。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潜力和可培养性上,而非单纯筛选完全匹配的经验,能够开拓更广泛的人才池。建立更灵活的试用期、实习转正机制和"再雇用"通道,可以让曾被市场拒绝的人重新证明自己。企业也可以与社区学院、职业培训机构合作,设立定制化培训项目,提前识别并培养符合公司文化与技能需求的候选人。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使用政府或行业协会的招聘补贴和税收优惠可以降低雇佣新人带来的短期成本。 公共政策的角色不可或缺。政府可以通过扩展和改进主动劳动力市场政策来缓解长期失业问题。首先,增加对职业培训与再教育的资金投入,并确保培训内容与地方产业需求对接,这将提高培训的有效性和学员的就业率。其次,提供针对中年求职者和长期失业者的专门支持服务,包括职业咨询、心理辅导和求职实践机会,以帮助他们重建职业信心。再者,改革失业保险制度以更好地支持技能培训与兼职过渡,鼓励求职者在接受救济的同时参与培训和临时工作。
此外,区域性政策对于修复被"低招聘"排除的群体也至关重要。通过对落后地区的产业投资、鼓励本地中小企业发展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减少人才外流。移动性支持措施,如交通补贴、迁徙援助和住房支持,则有助于缓解地理错配问题,让求职者能够为更广泛的岗位机会迁移动力。 在更长远的维度上,教育体系与终身学习框架的调整将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韧性。传统的教育与就业路径需要与职业发展的实际节奏更加贴合。推进校企合作、扩展学徒制、建立行业资格认证体系,并促进在线与线下教育资源的互通,将为未来求职者提供更多灵活的上升通道。
面对"低招聘、低解雇"的现实,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承担责任。企业需要重塑招聘与培养体系,把多元化人才作为长期竞争力的一部分;政府需要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与政策工具,降低转岗与再就业成本。个人则需积极适应变化,通过学习与实践保持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在短期内,缓解被排除在外的痛点可以通过增加"试岗-培训-转正"的桥接项目实现。公共部门可以与私营企业合作,设立带薪实习、定向培训补贴与招聘激励,从而在减少企业用人成本的同时为求职者提供实战机会。中期来看,改革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地区发展政策以及改进失业保障制度,则是构建包容性劳动力市场的基石。
被"低招聘、低解雇"排除在外的数百万劳动者并非无法重新就业,而是处于一个结构性的障碍之中。若希望真正实现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就业市场,单靠经济增长或市场自我调节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协同的制度创新、企业实践与个人努力,让更多人重新拥有进入就业主流的机会,从而释放被压抑的生产力和消费潜能,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只有把那些被"静止的转盘"甩在外面的人重新接回,劳动力市场的健康与公平才能得到全面恢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