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调显示公众对工会的支持率处于高位,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会密度并未回升,许多行业的组织化进程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把问题简单归结为"公关失败"或"话术不到位"是一种危险的误读。真正的核心矛盾并非认知层面,而是制度与战略层面的失灵。要把广泛的好感转化为真实的劳动权力,需要理解现有法律机制的局限、雇主的结构性优势,以及工会组织在资源配置与战术选择上的短板,然后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调整。 首先必须承认制度性约束。美国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和1935年瓦格纳法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劳动争取到国家层面的中立或偏向性保护,使得通过选举获得代表权和签订集体协议成为可能。
但随着塔夫特-哈特利法等历史性修正,以及近几十年执法意愿与资源的削弱,NLRB程序越来越偏向雇主一方。当前NLRB缺乏决策多数、执法乏力、流程复杂,使得基于选举的组织策略成本陡增,成功率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把有限的组织资源主要投向NLRB选举和司法路径,往往无法带来规模化的组织化增长。 其次,雇主的反组织化能力远超工会预期。大公司拥有成熟的反工会基础设施,能够在选举前后动员法律、公共关系、保安、替代劳动力和复杂的外包网络来削弱工会行动。平台经济、零工化和外包使得劳动者更加分散,传统的工作场所成为断裂的结点。
面对此类结构性优势,传统"把选举做好就是一切"的策略容易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窘境。 再次,工会内部的资源分配与决策惯性也构成障碍。许多大型工会长期依赖与民主党系的亲密关系,把政治献金、选举支持和与政客的关系视为主要战术。虽然政治路线在争取法律改革和公共舆论中有其必要性,但单靠对政党的靠拢,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工会在工作场所的直接力量。此外,一些工会的组织部门在人员训练、基层领导培育、快速反应能力和战术多样性上投入不足,导致面对雇主阻力时缺乏持久的对抗能力。 因此,答案不在于更精巧的公关文案或更暖心的媒体形象,而在于战略的重新安排和战术的重塑。
首先,工会需要把直接劳动者动员与政治斗争并行不悖地推进。提高成员参与感、建立工作场所委员会、推动基层民主治理,是把广泛支持转化为组织化承诺的前提。不是简单的号召投会费,而是把工会变成劳动者日常利益保护的立体化工具,使成员在日常中看到工会带来的具体改善。 其次,需要重振直接行动的能力。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家中立或偏向雇主的情形下,产业行动、罢工、罢工互助、慢工出力和连带抵制等战术仍然是改变雇主成本结构、迫使其谈判的有效手段。当前法律限制如二级抵制禁令确实带来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非法律路径。
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进行有意识的成本-效益计算,建立充足的罢工基金、法律和后勤支持体系,准备在关键战役中做出风险性投入。没有罢工基金和持续的直接行动能力,工会就无法把群众动员转化为谈判桌上的杠杆。 第三,战术创新和历史战术的再认识同样重要。对许多工会来说,需要重新研究并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寻找灵活空间,例如运用公众舆论与消费者压力结合区域性政治影响,推动企业在供应链和公共采购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利用地方政府和城市政策对大型企业施压。行业性集体谈判模式、行业标准的争取、以及跨企业的联合行动,能有效避免单点企业反抗导致的孤立失败。国际上如德国的行业制度和工会-企业合作模式等,虽不可完全照搬,但提供了多样路径的启示。
第四,法律与政治斗争仍不可或缺,但其方式需要调整。推动像PRO法案一样的联邦劳工法改革固然重要,但这类长期斗争需要与地方层面的策略结合。利用市政权力推进公共部门或城市承包商的雇佣标准,提高承包商入场门槛,对大型企业的税收和补贴进行条件化,都是可操作的地方策略。同时,工会要避免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单一政党上,而应当推动跨党派的劳动议题联盟,建立包括社运组织、社区团体、宗教组织在内的广泛联盟,把劳动议题嵌入更大的社会正义框架之中。 第五,重构组织化方法,面向新型劳动者。平台工人、临时工、外包链条上的劳动者需要不同于传统工会的组织方法。
工人自助中心、区域性劳动支持网络、行业联盟和职业社区是补充传统工会的重要形式。这些组织不一定一开始就寻求签订传统集体协议,而是通过提供法律援助、劳动者教育、集体谈判试点以及社区支持来逐步建立组织基础,并在必要时与工会结合,推动更大范围的劳动谈判。 第六,财务与人力投入必须与战略相匹配。工会的有限资源需要被用来支持高杠杆的行动:建立跨机构的罢工基金、投资基层组织者的培训、建立快速反应法律团队和媒体团队。这意味着工会要敢于在短期内进行风险投资,而不是把大部分资金长期沉淀在政治献金或行政运作上。真正的组织化增长需要有耐心的长期投入,但也需要在关键节点上做出决定性的资源倾斜。
第七,数据与技术的合理运用也能提高组织效率。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成员管理、风险评估、舆论引导和动员调度,可降低组织成本。与此同时,要警惕平台监控与数字化分化带来的反组织化风险,保护劳动者的隐私与组织自由。 最后,文化与话语的塑造仍有重要作用,但不能替代策略。工会要讲述连贯、有号召力的故事,把经济利益与尊严、安全、社区福祉等主题结合起来,使不同背景的劳动者看到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与此同时,领导层必须更接地气,真正倾听基层和潜在组织对象的需求,把民主实践融入日常运作,从而减少领导与基础的脱节。
把支持转化为权力不是一个单点工程,而是一场长时间、多层面、需要冒险和创新的系统工程。面对制度性障碍,劳动运动不能寄希望于单纯改善形象或依赖既有法律程序,而应在直接行动、政治斗争、组织创新和资源配置上做出根本调整。历史上的每一次工会复兴都伴随着大胆的策略实验与广泛的社会联盟。如今的挑战虽有新的技术与制度特征,但原则依旧:组织力、持续性行动与能够改变雇主成本结构的杠杆,是劳动重新取得权力的核心。 在全球化、平台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劳动运动若要把高支持率转化为持续的组织化成果,必须从"公关修补"转向"战略重建"。那是一条需要耐心、勇气和创造力的道路,但也是唯一能够让劳动者的广泛期待最终变成现实权力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