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下半年,财富管理行业出现一起引人注目的大规模团队脱离事件,原属于梅里尔(Merrill Lynch)全球企业与机构咨询服务部门的一支大型团队宣布成立独立注册投资顾问(RIA)OpenArc Corporate Advisory,并得到Dynasty Financial Partners的少数投资与平台支持,同时由Charles Schwab担任托管方。随后,梅里尔在美国北佐治亚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团队与Dynasty和施瓦布密谋"企业掠夺",并申请临时禁令,要求阻止该团队继续开展业务。面对梅里尔的指控,OpenArc、Dynasty与施瓦布迅速在法庭文件中反驳,主张遵循行业通行的Broker Protocol并认为争议应提交FINRA仲裁解决,而非联邦法院紧急救济。 事件的核心要素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事实背景与当事人构成、法律争辩的要点与程序性争议、以及该案对行业惯例、客户利益与监管监管的深远影响。首先从事实背景看,媒体披露与公司说明显示,原团队在离开前曾为企业与机构提供大量财富与投资顾问服务。据公开信息,该团队在财富管理端曾顾问规模约为250亿美元,机构端顾问规模亦达到约1000亿美元级别(以公开报道为准),团队规模和业务覆盖在行业内属于罕见的"大型一体化顾问群体"。
当这样的团队决定脱离大型线下经纪商并成立独立RIA时,牵涉到客户关系转移、内部人员流动、数据与信息迁移以及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等一系列敏感问题。 在法律争点上,梅里尔在诉状中提出了若干指控:协同招揽并鼓励梅里尔员工离职、挪用或不当获取梅里尔的专有信息与商业秘密,以及诱导客户将账户与业务转移到被告方,从而对梅里尔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基于这些主张,梅里尔申请法院发出临时禁令,试图立即限制OpenArc团队在新平台上的业务开展。相比之下,被告方的回应集中在程序性与实体两方面的抗辩。程序性上,OpenArc及其合作方强调与经纪企业之间存在Broker Protocol(经纪人招募协议)的行业安排,该协议允许在协议范围内携带部分客户联系信息和与客户的可联系记录。被告主张他们在信息收集与客户沟通过程中遵循了Protocol规定,因此不构成不当招揽或窃取。
实体上,被告指出梅里尔并未与顾问进行善意谈判,反而通过将诉状提供给媒体的方式试图在舆论上抹黑新公司,属于不当行为。 另一个关键争点是适当的争议解决场域。被告方都向法院申请拒绝临时禁令,并主张争议应由金融业监管局(FINRA)仲裁解决而不是由联邦法院审理。FINRA仲裁在金融行业内部常被视为处理雇佣合同、经纪业务纠纷、客户索赔等争议的常规渠道。法院在决定是否将案件移交仲裁或批准临时救济时,通常会权衡当事人合同中仲裁条款的存在性、争议性质是否适合仲裁,以及申请紧急救济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梅里尔寻求的紧急救济若要获得支持,需满足联邦禁令救济的经典要件:原告显示有不可弥补的损害的现实风险、原告获胜的可能性、且在衡量双方利益与公共利益时法院倾向支持原告。
关于Broker Protocol本身,它并非法律豁免,而是一项行业协议,旨在平衡经纪企业人才流动与客户隐私与服务连续性之间的利益。Protocol通常允许离职顾问在获得前雇佣方许可或在双方均为协议成员的前提下携带有限的客户联系信息,以便向客户提供迁移通知或进行合规的后续沟通。然而,Protocol并不自动授权获取或使用专有商业机密、内部运营数据或客户的非公开敏感信息。诉讼中双方对何为协议允许的"可携带信息"存在不同解读,法院或仲裁庭将需要细致审查离职过程中的具体操作与证据链,包括数据拷贝记录、通信记录以及当事人之间的书面协议与合规流程记录。 施瓦布作为托管方的角色也值得关注。托管机构在接纳大型团队与账户转移时通常会进行合规审查,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对客户资产安全、交易合规与信息隔离的责任。
作为被告之一,施瓦布在回应中否认参与任何非法招揽或不当信息获取,强调其作为市场基础设施方的中立与合规流程。Dynasty作为平台与少数投资者,则处于业务对接与商业利益的交汇点:一方面促进独立顾问建立更灵活的业务模式,另一方面须防范与前雇主之间的法律风险与声誉风险。 对于客户而言,该类脱离事件的首要关切是服务不中断与资产安全。无论法庭结果如何,客户通常可以在托管方与顾问之间选择适合自己的安排。Broker Protocol存在的一个初衷即是保护客户在顾问变动时能得到透明通知与选择机会,而非被动承受突发变更。理性客户应关注顾问是否在迁移中提供充分的披露、是否尊重既有合同义务、以及新平台在合规、托管与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与透明度。
行业影响层面,这起案件折射出几大趋势与挑战。第一,线下大型经纪商向独立化、平台化的顾问模式转移是持续的行业潮流,Dynasty、施瓦布等生态型平台在其中扮演重要推动角色。第二,随着团队规模变大、客户与机构资产交织,关于客户所有权、信息界定与招揽合规的边界日益模糊,传统的法律框架和行业协议面临更严峻的适用考验。第三,金融机构在处理大规模人才流动时,更需建立清晰的离职合规流程、数据访问审计与雇佣合同条款,以便在争议发生时提供可验证的证据链。 从法律策略角度观察,梅里尔若要成功获得法院的临时禁令,必须在证据上展现被告的行为已超出正常的招聘与离职范畴,且构成对商业秘密的实际或即将发生的泄露,从而对其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被告若能证明遵循了Broker Protocol、并在离职过程中采取了合规步骤,则可以有效削弱原告对紧急救济的论据。
仲裁或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将围绕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客户联系资料的具体内容与获取时间点、以及各方在离职谈判中的实际行为和书面约定展开。 无论最终法律裁决如何,此类案件对财富管理行业的长期影响不应被低估。监管与从业规则可能在后续受到更严格的审视,监管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可能推动明确化Broker Protocol的实施细则,或者提出针对大型团队迁移的数据保护与客户通知标准。机构在招聘与保留方面需要更谨慎管理非竞争条款、客户所有权条款与敏感信息访问权限。同时,顾问在考虑脱离并建立独立机构时,也应在合规顾问的协助下,严格把握可携带信息的边界,并保存详尽的合规记录以备法律检验。 对从业者与顾客的实务建议包括:在顾问角度,离职前后要严格遵循所在机构与行业协议的规定,确保任何客户接触行为有书面授权或依据协议规则;对新平台与托管方的尽职调查不可忽视,审查其合规、审计与数据隔离能力;在与原雇主谈判过程中保留书面记录,避免口头承诺造成后续争议。
在客户角度,理解自己账户的托管结构、顾问变更的流程与选择权非常关键,遇到争议时可寻求独立法律或合规意见以确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在机构角度,建立健全的员工离职风险管理与客户数据访问审计,是防范此类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展望案件的可能结局,存在若干可行路径:法院可能拒绝临时禁令,认为仲裁与后续程序可以充分救济,案件回到仲裁层面;法院也可能就部分请求给予暫时性限制,要求被告在客户沟通或数据使用上遵守特定条件;最终仲裁或判决将取决于证据与合同条款的具体解释。无论哪种结果,行业的关注点应聚焦于如何在尊重客户选择与保护商业机密之间找到合理平衡。 总之,OpenArc与施瓦布、Dynasty的联合回应不仅是一场法律战,也是财富管理生态中平台化转型、人才流动与客户权益重新界定的一次重要检验。对于监管者、机构、顾问与客户而言,这类案件带来的法律与实务启示值得深思并促成更明确的行业规则与更稳健的合规实践。
随着案件进展,法院与仲裁庭的裁决将为类似争议提供判例参考,而行业各方亦需据此调整招聘、数据治理与客户沟通的操作规范,以降低未来冲突的频率与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