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印象中,婴儿潮一代是美国最富有的一代,他们拥有住房、养老金、股票与多年积蓄,应当可以无忧畅享退休生活。但现实却出现悖论:即便拥有六位数储蓄,很多退休者仍然选择极端节俭,提款率远低于长期被引用的"4%规则"。普鲁登셜(Prudential)对五十岁以上两万名受访者的研究显示,65岁已婚且金融资产至少十万美元的人群平均每年只提取约2.1%的储蓄用于支出,这几乎低于以往建议的一半。为何"越有钱的退休者越不敢花"成为普遍心态?这背后既有理性的风险考量,也有深层的心理与制度因素。 从数据与风险出发,长寿风险是核心原因之一。随着医学进步和人口结构变化,活到90岁甚至95岁不再稀奇。
寿命拉长意味着退休期可能长达三十年甚至更久,而固定储蓄需要支持更长时间的开销,任何过度乐观的提款率都可能面临资金枯竭的危险。历史上常被引用的4%规则基于特定历史市场回报与三十年时间窗口,但面对更长寿命、低利率环境和市场波动,许多金融顾问建议降低安全提款率,采用动态提款或分桶策略以降低耗尽风险。 医疗与长期护理费用进一步放大担忧。退休后医疗开支占个人支出的比例显著上升,尤其是慢性病与长期护理的费用不可预测且常常非常高昂。即便退休前积累了可观资产,一场重大疾病、长期住院或需要专业看护都可能迅速耗尽储蓄。对未来医疗费用的不确定性,促使许多退休者把消耗降到最低,把钱留作"以备不时之需"。
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增长也是常被提及的现实问题。住房、医疗、能源和食品价格在未来几十年可能继续攀升,保守的退休者担心今天的支出标准无法应对未来不断上涨的日常开销。经验性研究显示,很多人为了抵御通胀风险而选择减少现在的消费,以便留更多资金应对未来更高的生活成本。 金融市场波动与序列回报风险令保守心态进一步强化。退休初期遭遇市场下跌会对长期可持续消费造成严重影响,所谓"序列回报风险"使得在资产价值处于低位时大量提款风险倍增。许多退休者因此采取逆直觉做法:即便账面财富充足,也宁可降低提款,以防在不利市场时过度消耗本金。
除了理性风险考量,心理因素在"退休节俭"现象中扮演重要角色。经历了大萧条、石油危机、经济衰退或父辈的艰难年代成长的一代人,往往具有深刻的节俭与不确定性意识。损失厌恶让人对"晚年耗尽储蓄"的想象感到极度恐惧,远胜于为享乐所带来的即时快乐。此外,节俭也会与身份认同、价值观和对子女负责任的心态相连,很多父母即使有能力享受,也宁愿把钱留给下一代或作为遗产保全。 制度与劳动力变化也是重要背景因素。过去几十年里,企业由传统的确定给付型养老金(defined benefit)向以个人账户为主的确定缴款型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转变,意味着退休收入越来越依赖市场表现与个人决策。
社保在很多人心中并非完全可靠的长期支柱,医疗保险或长期护理保障也存在缺口,制度的不确定性鼓励个人保守储蓄。此外,金融知识差距和缺乏易获得的专业退休咨询,使得很多人难以制定既能保障安全又能合理享受生活的提款策略。 "退休消费之谜"并非全民现象,但其广泛性令人警觉。美联储数据显示,不到一半的婴儿潮一代储蓄足够,2022年55至64岁群体中有43%根本没有退休储蓄,而65岁以上有30%被认为处于经济不安全状态,收入低于某一基准(如2.7万美金)。在这种分化格局下,拥有较多储蓄但依然过度节俭的群体,与完全没有储蓄的群体一同凸显出制度、教育与政策的缺陷。 面对上述困境,个人与家庭可以采取多种实用策略在安全与享受之间找到平衡。
第一,理性评估自身长寿与健康风险,结合家庭病史、健康状况与预期寿命,制定更为个性化的提款计划。传统的"固定4%"不再是唯一答案,动态提款规则、根据市场与生活阶段调整开支,可以有效降低资金枯竭风险。第二,考虑将部分资产转换为保证收入来源。年金或部分年金化策略可以把一部分退休储蓄换成可预测的终身现金流,从而大幅减轻对本金耗尽的恐惧感。年金并非适合所有人,但在通胀调整型或混合型产品中找到适合的方案,能带来心理与财务上的双重安全感。 第三,税务与提款顺序规划也很关键。
合理利用税优账户(例如传统与罗斯退休账户)并选择税效较优的提款顺序,可延长可支配资产的寿命。延迟领取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可以提高终生领取额,尽管这需要权衡健康状况与工作意愿。第四,购买长期护理保险或制定长期护理资金安排可以防止突发护理费用摧毁整个退休计划。市场上的长期护理解决方案多样,应根据自身经济能力与家族背景仔细比较。 第五,灵活就业或半退休(所谓"unretiring")也成为不少人的现实选择。重返职场或做些兼职既能补充收入,也有助于心理健康与社交生活。
数据显示在美英等国,越来越多婴儿潮一代愿意延迟完全退休,既是经济需要也是生活方式改变。第六,资产配置与支出分桶策略值得采用。把资金分为短期生活资金、安全收益资产与长期增长资产三类,可以在保障短期生活的同时保持长期增长潜力,减少因市场波动而不得不在低点出售资产的情况。 心理层面的干预也不可忽视。对于长期节俭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退休者,"获得花钱的许可"至关重要。设定合理的年度可自由支配开支预算,把消费视作健康与幸福投资,例如用于旅行、健身、教育或与家人共享的体验,这些支出往往比物质消费更能提升生活满意度。
同时通过小额试验逐步放开消费,比如先设立"快乐基金"用于当年特定活动,观察花费带来的幸福感是否值得继续。 社会与政策层面也有很多改善空间。加强退休金融教育、推广简单易懂的年金与保险产品、鼓励雇主提供自动年金化选项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的稳健性,都能降低个人为不可控风险而过度节俭的动机。立法或监管上也可以促使金融服务提供更透明的退休收入方案,帮助个人在面对复杂选择时降低决策成本。 对于子女与家庭成员而言,与年长亲人就财务与生活期望进行开放的沟通尤为重要。理解长辈的恐惧与价值观,同时提供事实性信息与专业建议,有助于打破"沉默的节俭"。
在尊重自主性的前提下,家人可共同参与风险评估、成本模拟与日常预算制定,帮助老人找到既安全又能带来幸福感的支出平衡点。 "守财"与"享受"并非二选一。关键在于把恐惧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通过合理规划、工具组合与心理调适,既不把每一笔开支视为赌博,也不把生命的后半场变成长期的节衣缩食。对于拥有可观储蓄却不敢花的婴儿潮一代,找到既能确保基本安全又能提升生活质量的策略,既是个人挑战,也是家庭与社会共同的任务。改革制度、普及金融知识与提供合适的保障工具,才能让更多人真正把晚年过成他们曾经努力争取的时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