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不仅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石，更是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随着以色列面临日益严峻的住房危机，住房状况与居民健康的关系逐渐引发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住房的负担能力、稳定性以及质量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整体福祉，因此，亟需基于本土实际的政策导向型跨学科研究，为解决住房健康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支持。 以色列住房市场长期存在供需不平衡，房价攀升迅速，但居民收入增长却相对滞缓，导致越来越多家庭承受沉重的住房成本压力。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以色列家庭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住房支出，尤其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负担尤为沉重。女性群体的住房压力则更为突出，许多女性因收入不足难以获得按揭贷款，也很难在租赁市场获得经济适用的住房。
住房负担能力的不足，带来了诸多健康隐患，精神压力加剧，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状况。 住房稳定性缺失也是以色列面临的重要问题。频繁搬家、租赁合同不稳固以及非法驱逐等现象，使得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难以形成稳定的生活环境。研究表明，住房不稳定与抑郁、焦虑、自我评估健康下降等问题密切相关。以色列公共与社会住房资源有限，供应不足，仅占全国住房总量的少数比例，排队等待公租房的家庭数量庞大。租赁补贴政策虽有所实施，但补贴额度未随租金上涨相应调整，实际帮助有限。
部分接受补贴的居民还遭遇市场歧视和社会污名，加剧住房权益保障的脆弱性。 住房质量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和身体健康。以色列现行的居住条件法律规定基础且模糊，缺乏具体的质量标准和强制执行机制。许多公营及私营住房存在霉菌、潮湿、管道损坏、电路老化等问题，而新建住房普遍存在施工缺陷，监督执行不到位，导致长期积累健康风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独特的“安全室”建设要求，国家安全形势迫使居民必须配备防护设施。然而，数百万住宅未配备合规的安全室，且在边境地区安全设施分布不均，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
住房密度方面，以色列部分族群尤其是哈雷迪（Haredi）犹太社区和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居住拥挤问题明显，居住环境受限对传染病传播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住房拥挤还增加了二手烟暴露和家庭事故风险。对于社会经济较弱群体，拥挤居住常伴随住房质量下降，形成健康劣势的叠加效应。 国际经验为以色列构建本地政策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美国设有住房健康危险的全国性监测系统，依托详细数据推动立法和执法；英国与威尔士通过住房健康安全评级系统和相关法律强化租赁住房质量监管，保障租户权益；新西兰基于社区参与的住房健康研究推动了租赁住房的暖气、隔热与通风标准的出台，显著提升居住健康环境；澳大利亚通过跨学科合作研究和国家住房数据调查，形成政策建议引导住房健康与社会福祉改善。 这些案例表明，科学监测及时数据收集、明确的住房健康标准、有效的政策执法体系以及跨领域的合作研究，是促进健康住房建设的关键因素。
以色列需要结合本土社会结构、文化特征与安全需求，制定可操作性强的住房健康标准，强化公租房供应和租赁市场监管，改善租赁补贴政策的覆蓋面和实际效用，持续跟踪研究住房健康关系。 发展以色列本地化住房健康研究不仅关乎建筑规范和社会政策，更需将公共卫生、城市研究、社会学、性别研究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融入决策过程中。特别是在住房体验因性别产生差异、弱势群体受影响更甚的背景下，采用性别敏感与社区参与的研究范式，有利于发现隐藏需求与不公平状况，推动政策公平实施。 建立以色列跨部门、多学科的研究平台和数据共享机制，是推进住房健康政策科学化进程的基础。该平台应聚焦具体健康结果如精神疾病、慢性病与呼吸系统疾病的住房关联，分析住房补贴、公共住房、城市更新计划等政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调整方案。此外，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温度极端和气候灾害风险，研究健康住房的环境适应性同样重要。
以色列的住房挑战复杂且紧迫，不能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或单一部门努力解决。住房公正是社会公平与民主治理的体现，也是提升全民健康的根本路径。通过本地政策导向的住房与健康研究，实现科学决策与政策制定，将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定、安全、宜居的居住环境，保障每位居民的健康权利，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来，以色列应全面关注住房的多维度健康效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改善战略，为全民健康创造坚实的住房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