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媒体正在改变我们如何被看见、如何理解自己、以及如何与世界互动。过去几十年里,媒体的演进带来了从广播到网络再到如今以神经网络为核心的媒体形态。每一次变革不仅改变信息传播的方式,也重塑人的主体感与社会结构。今天,嵌入式身份、AI生成的"中庸产物"(俗称AI Slop)、个性化代理的兴起,以及面向地球的感知模型构成了三个相互交织的议题,直接影响我们的认同、能动性与生态想象。神经媒体并非中立的工具;它们以统计分布、嵌入向量与潜在空间来"看见"世界,而被看见的过程本身正在反馈并改写人的自我认知。 神经媒体与嵌入式身份 传统媒体常以人口统计学为坐标来定位受众:年龄、性别、地域与职业。
网络媒体引入了更复杂的分层与社交图谱,使个体呈现出碎片化、多面向的身份。神经媒体则进一步以嵌入向量(embedding)把人、内容与环境映射到高维潜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距离代表相似性,位置决定算法对你的推荐、评分与预测。 当一个人被描述为一个嵌入点时,复杂的生活经历被压缩为可比较、可计算的数值。这一过程并非单纯技术化的中性转码:嵌入式身份带来管控、机会与被误读的风险。信用评分、保险定价、招聘筛选乃至社交平台的内容分发,往往依赖于模型对嵌入的解读。
即便个人反对,机器的"看见"也会对现实资源分配与社会互动产生实质影响,从而反向塑造人的自我认识與行为选择。 AI Slop、Mid文化与审美退化 AI生成内容的常态化带来了所谓的"AI Slop"现象:面向最大受众、追求最低成本与最高可复用性的"中庸产物"。技术层面上,早期的变分自编码器(VAE)通过将数据分布逼近正态分布来平滑潜在空间,现代语言模型又因采样温度(temperature)与概率分布的默认选择,倾向生成最可预测、最平均化的输出。这种"平均化美学"会弱化具体性与独创性,产生泛化、模糊与缺乏情境的内容。 文化上,mid文化(意为"中等""普通")成为一种流行审美标签,它既嘲讽也揭示了大众文化在算法加速下的趋同。社交平台的推荐机制偏好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要素,广告与流量经济推动内容朝向可量化的吸引力优化,导致艺术与叙事的边缘化。
AI Slop并非单纯质量低下的代名词,它更是一种系统性问题:在追求可扩展性的商业模型下,算法与数据驱动的生产会不断回归统计学上的"中心",使文化与认同向中点聚拢。 能动性与个性化代理的两难 面对嵌入式身份与AI Slop,人们自然寻找自我保护或增强的路径。个性化代理(personal AI agents)应运而生,承诺以用户数据为基础,替代默认的中庸输出,提供更为契合个人需求的建议和行为执行工具。科技巨头纷纷展示具备记忆、语音交互與设备整合功能的代理系統,將個人歷史、偏好與目標內建於模型之中。 代理的兴起既可能是解药,也可能是毒药。作为解药,它能把算法的"中庸化"结果过滤、重构为真正相关的个性化内容,恢复语境与细节,从而提升人的能动性與效率。
但作为毒药,它掌握了对个体最完整的观测与影响路径:私人代理若由企业控制,便可能成为更精细的操控工具,利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与微定向策略来引导消费、政治倾向与社会关系。代理与嵌入式身份之间会形成深度耦合,何者主导将决定未来人机关系的伦理面貌。 更复杂的问题来自于自我与代理的边界。当代理在背景中代替人类做出决策或执行行为时,个人如何保持意志、责任与自我认同?我们必须面对的不仅是技术能力,而是法律、道德与心理层面的重构。能动性不应仅仅被定义为行为自动化的对立面;在神经媒体时代,能动性还包括对嵌入描述的批判、对代理的治理以及对多重身份的自我重构。 从人类嵌入到地球嵌入:多物种潜在空间 神经媒体并不只关注人类。
遥感、生态监测、动物迁徙模式、气候模型與地理信息系统正被大规模地整合进跨尺度的基础模型。面向地球的AI可以把天气、人类活动、物种行为與景观变化映射到共享的潜在空间,形成一个非人类中枢的"看见"方式。 这种由地球尺度数据构成的潜在空间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其一,它可能放大我们的生态认知,使人类从自我中心的镜像中抽离,看到自己作为多物种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从而激发跨物种协作的治理路径。其二,地球级的可视化与预测能力可能成为新的控制技术,导致对栖息地、资源、甚至物种行为的前所未有的监管与干预。换句话说,地球感知AI既能促进生态代理的觉醒,也能被用作统治自然的工具。
如果神经媒体把整个地球放入一个高维潜在空间,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不再只是个人隐私或社交算法,而是关于集体责任、数据主权與生态正义。谁来定义多物种潜在空间的目标?哪些物种与生态系统得到优先保护?谁来承担预测错误或模型外事件的责任? 如何在嵌入式现实中重建主体性 面对上述三重挑战,有若干实践路径值得关注。首先,强调数据可解释性与参与式建模可以降低嵌入式身份的盲区。技术设计者应把用户嵌入向量的含义可视化,讓人们理解算法如何定义自己,並提供纠错与异议渠道。第二,代理的开发必须嵌入伦理与可控性原则。个人代理應具备透明的决策逻辑、可审计的行为记录與可撤销的权限设置,同时支持多模态的输入与用户主导的价值配置。
第三,在地球级模型的治理上,需要建立跨学科、跨社区的协商机制,把本地知识、原住民视角與生态学证据纳入模型构建与目标设定。 此外,教育与文化实践也不可或缺。培养对统计思维、嵌入概念與算法偏见敏感的公民,能使更多人具備质疑与参与的能力。艺术与批判性媒介可以在公众想象力中抵抗AI Slop的麻木化倾向,重新强调具体性与情境性。地方性的实验、公民科学與社区驱动的AI项目能够示范不同于商业模型的价值取向。 政策层面上,数据权利與代理监管应被纳入公共议程。
赋予个人对其嵌入数据的访问、修正与转移权利,限制以非透明方式生成或利用个人代理的商业化操控,並对地球级感知系统设立透明的治理框架,是防止权力不对称扩大的关键。 面向未来的伦理想象 我们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人机混合、嵌入化的时代,但结局并非注定。问题的核心在于价值的分配:是让算法的中庸中心决定文化与资源,还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什么值得被保存、被推广、被代理?我们可以设想多种未来:有一种是被AI Slop与商业代理淹没的世界,所有表达都趋向平均化;有一种是个体借助私有代理强化消费欲望与注意力剥夺;还有一种更为可取的前景是通过民主化的模型治理、透明的代理设计與多物种协作,重建一种兼顾个体能动性与共同体责任的生态。 最后,面对"我是否是泥浆?我是否有能动性?我是否属于地球?"这些问题,不应仅是哲学式的自问,而应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理解嵌入如何影响自己,掌握代理的设计与治理权,参与地球级模型的公共讨论。只有把技术的可见性与可控性放在制度与文化的语境中,才能在神经媒体时代既保有个体的主体性,也承担作为地球一员的共同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