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财政大臣拉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在面对财政缺口与来自各方的征税建议时,正处于政策抉择的十字路口。近期巴克莱(Barclays)首席执行官CS Venkatakrishna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向财政大臣发出明确警告:不要把增长征税得无影无踪,不要"榨取金融业"的剩余来填补财政漏洞。这样的言论并非孤例,来自大型银行的高层们多次表示,针对金融业设置新型暴利税或对存款等项目征税,会损害银行向实体经济放贷的能力,进而抑制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张。理解这场争论,需要把目光放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为什么会谈到对银行征税?量化宽松(QE)与国库账面变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对银行征收一次性或持续性税收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有哪些?政府有哪些可替代的财政筹措手段?以及如何在增长与分配正义之间寻找平衡? 背景与争议的起点 近年来,英国面临公共财政压力,关于通过对金融部门征收额外税收以补足财政缺口的讨论不断升温。部分智库,比如被认为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研究机构,提出对银行或存款征收"暴利税"或类似的特别征收,主张用以补偿在上次金融危机与其之后量化宽松政策过程中,纳税人所承担的隐性成本。具体论点包括:在金融危机后,英格兰银行通过印钞并购入国债,将流动性注入银行体系;当英格兰银行现在在较高利率环境下出售这些资产并支付更高利息给银行时,账面上出现了某种损失或收益转移,部分评论者认为应由金融部门承担相关成本。
IPPR等机构的建议以及市场反应 研究机构提出的方案包括类似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些一时性征收措施,对银行的存款或利润设立特别税率。此类提案一经提出,相关上市银行的股价便出现震荡,投资者忧虑未来盈利能力与分红政策会受到冲击。巴克莱高层指出,针对金融业的持续性或高频率征税会削弱竞争力、抑制扩张,并可能降低对企业与家庭的信贷供给。另一位业内高管、劳埃德(Lloyds)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也曾发表相似立场,认为税收收紧会影响英国的增长前景。 政策逻辑与对立观点 支持一次性或针对性的暴利税者的逻辑在于公平与应对历史成本。量化宽松在危机时期为稳定金融体系发挥了作用,但也带来了复杂的财政影响与分配结果。
有观点认为,银行与金融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中获得了超额利益或保留了长期成本外部化的路径,因而在经济条件好转时,应承担部分补偿责任以帮助修复公共财政。支持者还强调,若这笔收入被用于优先领域,如社会医疗、教育或生产性投资,可能有助于提升长期经济韧性与公平性。 反对者则集中在激励与行为反应上。他们指出,高额或不可预测的税收会改变企业行为,包括减缓招聘、限制贷款、提高信贷成本或将资源与资本迁移至税负更低的司法区。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其信贷供给的收缩会放大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与高杠杆行业而言。更广泛地看,持续性的针对性征税还可能损害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进而影响长期投资流入。
量化宽松、出售国债与所谓"损失"的细节 讨论中一个容易被误解的部分是量化宽松与财政账目之间的关系。量化宽松指中央银行用新创造的准备金购买政府债券或其他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对银行而言,出售债券给中央银行换取准备金在当时提高了流动性,并在后续时期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当中央银行在利率上升周期出售这些资产或在较高利率环境下支付准备金利息时,相关余额表效果会出现变化。智库的一些分析认为,当前的出售与利息支付导致了每年约£22bn的所谓"损失",从而为征税提供了理由。 在技术层面,是否将这些现象理解为银行"赚到的超额收益"或者"纳税人亏损"并非单纯会计问题,而牵涉到货币政策目标、财政与货币间的制度安排、以及如何衡量公共资源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收益分配。
任何以此为依据的税制设计都需要慎重衡量制度后果与长期激励。 税收对银行行为与经济传导的可能影响 银行是信贷的供给者,对企业投资、家庭消费与新兴产业的融资都至关重要。若政府实施一次性但规模较大的暴利税,短期内可能对银行股东产生冲击,使得资本充足率、派息与回购政策受到影响。银行管理层可能采取更保守的信贷策略以保全资本,从而降低新贷款发放量或提高贷款利率。长期反复征收意外税则可能改变资本结构决策,影响资本长期配置效率。 此外,税收的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长期投资决策。
企业在面临税收随时可能调整的环境中,更倾向于观望或转移资金到税率更稳健的市场。此外,对于跨国银行与金融机构而言,税率差异会影响业务重心与全球布局,可能使伦敦面临竞争力下滑的风险。 政府的财政需求与政治压力 财政赤字与公共支出需求并存时,政府面临从何处筹措资金的选择题。公众对公平性的期待、对金融危机期间援助回报的关切、以及短期内改善公共财政账户的需求,都会推动对暴利税等方案的讨论。政治上,对高收入群体与大型企业征税也具有一定民意基础,尤其是在社会不平等被广泛关注的背景下。 因此,财政部必须在追求收入与维护长期增长潜力之间取得平衡。
采取一次性、针对性且透明的措施,或结合临时性与结构性改革,可能更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例如,设定明确的时间窗口和用途限定、将税收收入用于长期生产性投资、并配合监管与竞争政策以防止规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市场信号的冲击。 替代方案与政策设计的考虑 除了直接对银行征税,政府可考虑一系列替代或补充手段来填补财政缺口或改善收入结构。首先,加强税基完整性、打击避税与利润转移可能带来稳定且公平的收入增长。其次,改善对高收入与财富累积的长期税制设计,例如研究财富税、继承税调整或对资本收益征收更有效率的结构,也能达到持续性的筹资目的。再次,优化公共支出,提高效率与优先级调整,使财政支出更具增长导向,也是一种非税收路径。
对于任何可能的一次性征税,政策设计应包含明确的目标与使用范围,避免将短期收入用于经常性支出。透明度、评估机制与对经济影响的独立评估也非常重要,以便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反馈调整政策。 如何在沟通上化解市场担忧 当政府考虑重大税制变动时,稳定的沟通策略可以降低市场过度反应的风险。提前公开分析、与业界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说明收入用途与时间安排、并提供可预期的实施细则,都能帮助缓解投资者与经营者的不确定性。政府也应强调其对金融业长期竞争力的承诺,并在税收设计中纳入对中小银行与信贷中介的保护,避免让信贷传导链条断裂。 总结与政策建议 在财政压力与增长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是当下英国及其他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难题。
巴克莱行长的警告提醒政策制定者,过度依赖对增长型行业或金融中介的高频率征税,可能会损害未来的增长潜力与就业创造能力。然而,公众对公平与问责的合理期待亦不应被忽视。更稳妥的路径在于综合施策:以透明且时间有限的一次性安排作为短期工具,结合长期的税制改革与支出优化;加强对避税行为的打击,提高税基的稳固性;并在设计特别税时包含对信贷传导与金融中介功能的保护措施。最终目标应是既实现财政可持续,又不透支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财政部与金融业之间的对话应以数据与影响评估为基础,既回应民众关切,也维护经济长期竞争力。只有理性、透明与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在支持公共服务与保护增长之间找到可行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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