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沃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她虽然并不总是同意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观点,但在近期关于价格上涨成因的判断上她赞同鲍威尔的立场:关税上调是推动部分商品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沃伦将价格上涨的责任归结于前政府推行的"混乱关税政策",她援引了核心个人消费支出(core PCE)数据,指出价格比去年更高。然而,围绕数据口径与因果关系的讨论很快在舆论场和学术圈展开,揭示了理解通胀来源时常见的复杂性和误读风险。本文将分层解析关税对通胀的传导机制、统计指标的含义、各方观点的依据,以及政策面临的权衡与应对选项。 首先要厘清的是统计口径。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是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core PCE),而公众熟悉的往往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PCE和CPI在权重构成、样本范围与价格采集方式上均有差别,导致同一时期的数值可能不完全一致。另一点是时间口径的区分:一些公众评论将年度同比和环比数值混淆。比如某次发布的核心PCE年率读数为2.9%,而当月环比可能仅为0.3%。准确理解数据口径是判断通胀是否"飙升"的前提。 关税如何推动物价?关税本质上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费,直接结果是提高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到岸成本。企业若将新增成本部分或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就会反映在零售价格上。
关税的影响并非均匀分布:对依赖进口中间品和终端商品的行业冲击更明显,如家电、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与某些服装和家具等。此外,关税也会影响生产者价格、企业利润率及供应链重组成本,进而通过生产环节逐步传导到消费端。 关税的传导速度和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国内生产者是否能找到替代供应来源、替代品的成本、国际供应链的调整时间,以及行业竞争格局。在竞争激烈、利润空间被压缩的行业中,企业可能难以完全转嫁关税成本,短期内吸收部分成本,导致利润下降而非价格明显上升。反之,在需求相对刚性的商品或垄断性较强的市场中,价格更容易上行。 一些研究与市场观察支持关税对价格有显著推动作用的结论。
部分机构经济学家指出,若关税覆盖面广且累加,确有可能将部分通胀压力外生化,从而使通胀的上行具有政策行为成分而非纯粹供需失衡。例如在关税上调后,某些进口商品的终端价格出现明显上升,且在相关消费篮子中占比较高的商品会对总体通胀指标产生可观影响。此外,关税导致的进口替代和供应链重组也会带来短期成本上升和效率损失,进一步推高生产成本。 但把整体通胀完全归咎于关税也存在问题。通胀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现象,包括貨幣供給、勞動市場緊張程度、能源與商品价格波动、疫情后供需错配以及财政政策刺激等。疫情期间的供应链瓶颈、運輸成本大幅上升、以及勞動力短缺等因素也对价格水平造成实质性影响。
学术界和政策分析人士通常采用结构性分解方法来估计各因素的贡献,但不同模型和假设会得到不同结论。 在政策回应上,若通胀主要由关税等供给侧冲击驱动,货币政策的回应就会面临两难。传统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需求,从而减缓价格上涨。然而,当价格上升主要由于供给侧成本推动时,提高利率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并推高失业,而对抑制由关税引发的成本压力作用有限。美联储在面对此类情况时通常需要在遏制通胀预期与避免过度拖累经济增长之间权衡,并且要通过沟通管控市场的通胀预期,以免二次效应放大。 鲍威尔在相关言论中强调高关税可能是近期部分价格上升的驱动因素。
这一表述意在区分"更广泛的价格压力"与由具体贸易政策引起的价格上升。若部分通胀系可回溯到政策行为,理论上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调整贸易政策或提供针对性缓解措施来降低通胀压力,而不是单靠货币紧缩。沃伦的观点则把责任直指特定政府的贸易政策,强调政策连贯性与对普通消费者生活成本的直接影响。 此类争论还涉及政治与公共沟通层面。将价格上涨归咎于前任政府的关税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讯号和选举话语效应,容易在公众中形成因果归属的简单化框架。另一方面,官方和独立经济学者在数据与方法上提出更细致的分解,强调多重因素叠加的大背景。
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了政治传播的简化需求,另一方面也提醒观察者在讨论经济问题时要注意证据的支持力度与方法学局限。 企业与消费者层面的影响也值得关注。若关税长期存在,企业会调整采购策略、转移生产基地或探索替代材料。这些调整需要时间并伴随短期成本,长期则可能改变国内产业结构与就业分布。对消费者来说,价格上涨会侵蚀实际购买力,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尤其是那些在消费篮子中高度依赖被征税商品的家庭。此外,通胀若持续高于目标水平,家庭和企业的通胀预期可能上升,进一步固化工资与价格的螺旋,增加政策调整难度。
国际层面上,关税也可能引发报复性措施,触发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税争端,进一步扰动全球供应链与贸易流向。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抑制跨国投资与长期供应链布局,增加企业在定价与库存管理上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间接影响价格稳定性。 面对关税驱动的价格上行,政策组合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短期内,财政和贸易政策调整可以直接缓解由关税造成的价格压力,例如降低或取消特定品类的关税、提供对受影响行业的临时补贴、或通过政府采购稳定关键物资价格。中长期则需通过提升供应链弹性、鼓励多元化进口来源、增强国内生产能力与推动技术升级来降低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从根本上减弱外生关税冲击的传导渠道。同时,货币政策需保持灵活性,注重通胀预期管理,并在必要时结合微观结构性改革以实现低通胀与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
总结来看,沃伦与鲍威尔关于关税与通胀关系的认同与讨论揭示了一个事实:贸易政策可以成为价格波动的显著来源,但通胀的成因通常是多重交互的。准确判断关税在总体价格上升中的贡献,需要谨慎区分统计口径、时间序列与行业差异,并运用稳健的计量方法分解影响路径。政策层面则需要综合运用贸易、财政与货币工具,兼顾短期缓解与长期弹性建设。公众在解读政治人物与官员言论时,也应关注数据口径与论据支撑,避免因口误或时间口径混淆而形成误导性的结论。最终,要实现价格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既需正视贸易政策带来的实物成本,也需综合考量货币与结构性改革的配合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