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行音乐排行榜到短视频时间线,从热播剧推荐到泛娱乐IP永续复制,文化消费的节奏越来越由平台算法和商业逻辑决定。在这样的语境里,"让人随意享受"的风气蔓延,使得任何批评被标签为"精英主义""势利眼"或"扼杀快乐"。然而,随着AI生成内容与"海量化生产"的兴起,所谓的文化平权是否已经走到了错位的一端?当浅薄、重复、以流量为惟一指标的内容开始侵蚀我们的注意力与审美生态,是否应当重新为"标准"和"门槛"辩护?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文化势利"在当代语境中的含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势利或"文化贵族式批评",常常被理解为以阶级、教育或身份为基础的优越感:轻视大众喜好,崇尚难以理解或小众的艺术形式。近十余年里,一种名为"poptimism"的回应风潮逐步占据话语高地,主张消解高雅与通俗之间的人为界限,强调所有文化产品都有其价值和解读空间。这种态度在纠正昔日文化偏见、反对性别与种族歧视方面功不可没,也推动了更多人参与文化讨论,破除了"什么值得欣赏"的集中控制。
然而,当"接受一切"转变为"任何东西都值得同等尊重与推崇"时,消极后果也随之出现。艺术与娱乐若失去评判标准,审美发展可能停滞,批评机制的弱化让监督与优质内容的生产陷入困境。 生成式AI和算法驱动的内容生产,加剧了这一困局。AI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模仿既有风格、生成海量音乐、剧本、图像与视频,其根本驱动力是降低成本与提高播放量,而非探索新的艺术可能或承担文化风险。平台以点击、停留时长和分享率作为衡量指标,鼓励那些即时满足感强、重复性高且便于传播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共同特征是容易复制、难以识别原创性,并在消费过程中强化即时愉悦而非深度思考。长此以往,公众注意力被分割成无数个短暂刺激,所谓"脑力退化"或"精神疲劳"并非空穴来风,文化生态的营养密度在下降。
面对AI与算法带来的"文化糟粕"(常被称为slop),重新审视并非等同于回到排外的审美堡垒。主张标准和品质并不意味着排斥大众文化或剥夺愉悦权利,而是为公共文化空间建立某种形式的筛选、鉴别与扶植机制。一个没有任何质量判断的文化市场,会让艺术创作变成廉价算法的副产品,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反被边缘化。文化标准的回归可以理解为三条并行的策略:第一,恢复并重建合理的艺术批评体系,用清晰与公平的评判语言来区分"创新有价值的作品"与"复制粘贴式的流量产品";第二,强化教育与媒介素养,使公众具备辨识原创性、理解艺术语境并抵御算法操控的能力;第三,设立制度性支持,包括公共资助、非营利平台与文化策展,以保障多样化、风险性与长远性的艺术实践得以存续。 批评并非仅仅是"指出不好"。健康的文化批评包含历史视角、形式分析、价值判断以及对社会语境的解读。
它不仅告诉观众某件作品在技术或叙事上为何优秀或欠缺,更指出这些作品如何影响公众感知、话语权与文化记忆。过去几年,部分艺术评论者在社交平台上遭遇强烈反弹,批评常被视为"攻击粉丝群体"或"剥夺快乐"。这种状况的产生部分源于平台化的传播逻辑:情绪化与极端观点实现更高的传播,而中庸的分析反而不容易获得注意。要让批评重新发挥作用,需要媒体为高质量评述留出空间,鼓励理性讨论,抵制以"喜欢就好"为口号的逃避性文化心态。 教育在修复生态中扮演基础且长远的角色。学术课程与公众项目应把媒介素养、创意写作、文化史与技术伦理纳入必修内容,培养下一代既能欣赏多样化文化、又具备判断力的公民。
公众教育并非强制人们喜欢某种风格,而是让人们理解艺术的制作过程、经济利益如何影响表达,以及算法如何塑造我们的选择。只有在更透明的知识环境中,受众才能在"随意消费"与"审慎选择"之间做出 informed decisions。 平台方与政府也需承担责任。现行的推荐算法往往以最大化用户粘性为目标,容忍并放大重复性内容。监管不必以僵化的审查代替市场判断,而应推动算法透明、数据可审计和多元推荐机制。平台可以设置"质量优先"标签、提升人类策展的比重,或为原创创作者提供更公平的分成激励。
公共基金与文化扶持计划应当优先支持那些具有实验性、地域性与社会批判性的项目,以补偿市场导向下被忽视的文化价值。 创作者自身也需要反思如何在被市场与技术挤压的环境中维护艺术性。单靠情怀难以持续,但艺术家可以尝试建立新的合作方式、采用开放式版权或订阅制来降低对单一平台分发的依赖。创作者集体行动,比如行业自律、公平合同范式与透明计费,也能部分抵御算法化分发机制的冲击。同时,跨学科合作与社区共创能够使作品更接地气且不失批判深度,从而在观众中建立长期信誉与忠诚度,而非一时的流量爆炸。 消费者的行为改变同样关键。
选择性消费并非剥夺愉悦,而是一种生态责任。当用户有意识地订阅高质量内容、支持付费创作或追随受过训练的评论者与策展人,本质上是在为更有深度的文化生态投入资源。微小的付费行为和口碑推荐,能够帮助那些不靠算法取悦大众但愿意承担风险的创作者生存下来。与此同时,个人也可以通过拉长注意力窗口、减少被动滚动消费来培养更富有辨识力的审美习惯。 担心文化势利会导致新的排斥或文化权威的再度集中是必要的防范。标准的重建必须避免回到以阶级或身份为主的审美压迫,而要建立在开放、透明与可争辩的基础之上。
文化标准应当是可以被检验、被讨论、并随时间修正的,不是封闭的审判。所谓"门槛"更像是一道可调节的过滤网,用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与创作质量,而不是把喜欢流行文化的人赶出公共讨论。 当代社会的文化景观不可能回到小众文化完全垄断话语的年代,也不应当接受由算法与资本定义一切的现实。文化批判的回归并非要抑制快乐,而是为文化长期生命力争取空间。若没有某种形式的标准,创作与欣赏都会被碎片化为永无止境的即时满足;若有恰当的标准,艺术可以继续承担提醒、质疑、教育与想象的功能,而不是沦为仅供消耗的"算法商品"。 在具体实践上,可以想象一系列互补的措施:媒体机构恢复深度评论与长篇分析的投资,院线与剧院优先排片具有艺术价值或实验性的作品,公共基金设立专项支持非商业化创作,教育体系把媒介素养与文化批判纳入必修,平台提高原创作品认证与算法可解释性,以及消费者以付费与推荐继续为优质文化提供经济支持。
这些机制协同作用,能够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维护文化的质量基线。 最后,文化不是冷冰冰的规则系统,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恢复对标准的重视应当带着谦逊与包容:既承认大众文化的价值,也维护批判与判断的空间。与其把"让人随意享受"作为不可侵犯的圣旨,不如把其作为文化多元中的一环,与对深度、创新与原创性的追求并存。面对AI与算法带来的挑战,重新为文化设定部分规则,不是回归旧日精英主义,而是为未来更健康、更有深度的文化生态做出理性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