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推动下,监控技术的普及正在重塑公共空间与社会治理的边界。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近日在一次财务分析师会上表达的观点引发广泛关注,他判断未来社会会进入一种高度可视化的状态,人人与执法者都可能被持续记录,公民因此会趋向守规矩。这一判断触发了对何为安全与自由、哪些技术应受限制、企业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深入讨论。 社会为何进入更密集的监控阶段并非偶然。成本的下降和计算能力的提升,使得传感器、摄像头和联网设备能够在更低成本下部署于城市角落、道路、商圈和住宅区。人工智能尤其是深度学习在人脸识别、行为分析与视频理解方面的进步,使得海量视频流可以被实时处理,生成结构化的事件、轨迹和报警。
企业如云服务提供商、视频分析厂商以及系统集成商,正在将这些能力打包成可商用的解决方案,向政府与私营部门出售"智能监控"服务。 技术的便捷带来治理与商业的双重动力。政府希望借助监控手段提升公共安全、交通管理和城市治理效率;企业寻求通过数据识别顾客行为、优化服务与减少损失;普通公民则在某些场景中乐于依赖监控提供的安全感。与此同时,智能手机普及和社交媒体兴起形成了另一种去中心化的监控力量,公民自身成为记录者,许多公共事件得以因为用户拍摄而曝光,从而对传统监督机制产生了额外影响。 然而,监控的扩张并非无代价。首先是隐私的侵蚀。
持续的视频记录和生物识别数据的汇聚,可能导致个人行为、社交圈与偏好的深度画像,进而被用于商业定向、社会管理甚至政治操控。其次是误识别与偏见风险。当前的人脸识别等算法在不同性别、不同肤色群体上的表现并不一致,误报可能导致无辜者被错控或遭受歧视。第三是权力滥用的可能。集中化的监控数据若缺乏明确的法律监督與透明机制,极易成为压制异见、侵犯言论与集会自由的工具。 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例,其被广泛引用为监控国家的代表性实例。
该体系通过大规模数据收集与行为评价机制,在某些地区已经实现对公共行为的实时干预与激励/惩戒机制。尽管不同国家在制度设计与意图上有显著差异,但技术路径具有相似性,即依赖视频监控、人脸识别与多源数据融合来评估个体行为并推动合规。批评者担忧,这样的系统会带来长期的自我审查与社会控制,改变公民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模式。 在美国与西方社会,监控的形式更多元。除了政府监控外,私营企业与平台的用户数据、门店摄像头、智能家居设备同样构成了庞大的数据矩阵。最近几年,警方配备执法摄像头被视为提升透明度的工具,但录像的可得性、数据保存的时限以及何时公开都成为争议焦点。
个案显示,即便有录像记录,若缺乏独立监督与公开渠道,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问责功能。 拉里·埃里森提到的场景还暗含企业在其中的商机。云计算、视频分析与实时流处理平台是实现大规模监控能力的核心基础设施。企业能够为城市、企业和执法机构提供存储、计算与分析能力,从而在社会治理中扮演关键技术供给者的角色。这带来了双重责任:一方面推动技术进步、提升效率;另一方面承担更多的道德与法律问责,确保技术不被滥用。 面对监控技术的扩张,政策制定者、技术者与公民社会需要共同回应。
首先是法律框架的建立与完善。监管应该明确可收集的数据类型、数据用途、保存期限与访问权限,建立严格的授权程序与独立审查机制。对生物识别数据和敏感信息应施以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同时确保对执法行为的视频证据有清晰的公开与保留规范。 其次是技术层面的缓解措施。隐私保护应被纳入系统设计早期,例如采用隐私设计原则、数据最小化、差分隐私与联邦学习等手段,尽量减少对身份的直接依赖与集中存储风险。对实时视频流的处理可以优先采用边缘计算与加密处理,只有在满足严格授权条件下才上报异常事件或共享原始数据。
此外,算法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也是重要方向,相关系统应记录决策链路以便审计,并对算法偏见进行持续评估与修正。 第三是监督与问责。独立的监督机构或合议机制可以对监控项目进行事前评估和事后审计,确保其目的合法、必要且比例适当。公共参与也必不可少,社区应有权了解监控部署的位置、用途和影响,并参与决策过程。对于滥用或技术故障导致的侵权,应提供便捷的救济渠道与赔偿机制。 第四是企业责任与商业伦理。
技术供应商应采取透明的销售与部署政策,不向存在明显人权风险的场景盲目推广监控技术。企业合同中应包含数据使用限制、第三方审核权利与合规承诺。行业自律与跨国标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监管的滞后,为跨境数据流动与技术出口提供伦理指引。 此外,公众教育与文化层面的应对同样关键。提高公民对隐私风险的认知,理解个人数据如何被收集、使用与共享,是民主监督的基础。社会需就安全与自由的权衡进行公开讨论,而非由技术或市场单方面决定。
新闻媒体、学界与非政府组织应继续进行独立调查与监督,揭露可能的滥权行为并推动制度改良。 必须承认,监控技术并非天生邪恶。合理设计与监管之下,智能监控可以帮助快速侦破案件、优化交通流量、预防突发事件与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在面对恐怖主义、重大犯罪与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有效的数据分析确能带来实际利益。但关键在于边界的划定与透明的治理。如果监控成为常态化的社会控制工具,而缺乏法律与伦理约束,社会将面临长久且难以逆转的自由损失。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与地区将依据自身的政治体制、文化价值与法律传统,走出不同的路径。欧盟在隐私保护方面倾向强监管,强调数据主体权利与公司义务;美国更多依靠行业规范与诉讼机制来弥补监管空白;部分国家则优先强调社会秩序与经济效率,快速部署先进技术。国际社会需要在技术扩散的时代,协商普遍适用的规范与标准,避免技术被用于系统性侵犯人权。 回到拉里·埃里森的预言,重要的不仅是对未来监控扩张的警示,更是对如何塑造这一未来的呼吁。技术的发展不可逆,但制度设计仍可导向有利于民主与人权的方向。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需要承担更多的透明义务与伦理约束;政府在追求效率与安全时,必须尊重法律程序与公民权利;公民社会应坚持监督与参与,以确保技术不被用作压制异议的工具。
未来的监控社会会是什么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通过健全法律、技术保障、独立监督与公众参与,可以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公民自由。若放任技术单向扩张而缺乏制衡,所谓的"最佳行为"可能只是社会自我审查与恐惧的表象。对技术与权力关系的审视不应停留于预测,而应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与实践,以确保科技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尊严与自由,而非成为控制的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