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公共话语的争论中,思想市场或所谓的"言论市场"长期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机制。然而,当有人质疑这一机制的有效性时,争论便被推上风口浪尖。投资人兼播客主持人埃里克·温斯坦最近对言论自由的怀疑引发了广泛讨论:他认为单靠自由言论无法确保危险观念被有效打倒,市场本身存在失灵,因此有时需要通过排斥或社交禁绝来阻止错误或有害观点的传播。要回应这样的主张,回溯思想市场的历史根源,特别是约翰·弥尔顿在十七世纪为出版自由辩护的论述,有助于厘清言论自由在长时段内的价值与现实中的局限。 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写下那句流传千古的断言:让真理与谬误在公开战场上交锋,真理终将胜出。弥尔顿的论点并非单纯的理想主义宣言,而是一种关于知识生成与社会纠错机制的观察。
他主张,任何对思想的预先许可或压制都会削弱社会自我修正的能力。弥尔顿所在的时代,同样面临宗教与政治话语的激烈碰撞,历史的经验让他相信,开放的讨论和辩论,是发现错误并推进真理的最佳路径。 温斯坦的反思并非空穴来风。他指出,市场并不完美,有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低劣但吸引人的观点能够借助情绪化传播和群体动力迅速蔓延。近年的社交媒体时代,确实呈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错误信息可以迅速放大,极端或仇恨言论有时获得出人意料的可见度,网络回音室使得某些有害观念在特定群体内被强化。温斯坦以此为由,主张在某些情况下,社交排斥或更为强硬的约束措施或许能更快阻断危险思想的传播。
审视两种立场时,需要区分短期效果与长期机制。言论自由及思想市场并不是诺言保证立即消灭错误;相反,它们是一个长期的制度安排,旨在通过持续的反驳、证据展示和公众辩论来推进真知。历史上许多被视为进步的社会变革,正是通过广泛的言论与争论而逐步获得合法性与支持。民权运动的领导者通过写作、演讲、集会与游行,把曾经被压抑的正义诉求带入公共视野,从而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许多医学与科学上的纠错过程亦证明,开放讨论与实证检验能逐步淘汰错誤观念,推动更有效的实践出现。 然而,主张开放言论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表达都应毫无区别地放任不管。
现实的复杂性要求对言论自由与公共安全、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保持敏感。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不均导致的"选择性排斥"。在许多历史时刻,社会主导群体利用社交或法律手段压制异议,而被压制者往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用排斥作为遏制"危险思想"的工具,容易被滥用,反而阻碍真理在公共领域的成长。二是完全的社交封杀可能剥夺了与持不同意见者接触并改变其观念的机会。社会心理学中的群际接触理论指出,人与"他者"建立真实互动和友谊,能有效减轻偏见。
排斥虽能短期内压制话语,却常常堵死修复关系与信念纠正的路径。 因此,在回应温斯坦提出的焦虑时,可以提出一种兼顾原则性的策略:坚持开放的言论原则,同时在制度层面与社交平台上建立更成熟的反应机制。开放言论为长时段的真理竞争提供土壤,但它也需要配套的公共理性、媒体素养与透明规则,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社会应鼓励积极的反驳与证据驱动的讨论,提升公众分辨信息真伪的能力,让事实与逻辑在多元声音中更容易被发现与放大。 社交平台的治理是当代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平台既是信息传播的市场,也是意见形成的关键场域。
单纯依赖算法放大或完全的言论放任,都可能导致不良信息的横行。更可取的方式是建立透明的内容规则、公正的审查流程与可上诉机制,使得规范既能针对真实的滥用与仇恨,又能避免成为压制异见的工具。同时,平台应当鼓励优质信息的可见度,通过源头可信度、事实核验与用户教育等手段,提高公共讨论的质量。 历史案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长期来看,开放的言论机制更有利于社会纠错。过去的社会运动 - - 无论是争取黑人平权、女性参政权,还是推进同性恋权利 - - 往往起初被主流视为"危险"或"不合时宜"。如果当时的体制选择了全面的排斥或审查,这些争议可能永远无法进入广泛的公共辩论,也就无法被理性检验与纠正。
正是辩论、写作、集会以及公共曝光,使得这些运动得以揭示不公,赢得同情并最终改变法律与文化。 同样地,科学史也展示出思想市场的修正功能。许多曾被视为异端的理论,经过公开检验与同行评审,或者被证实、或者被证伪。科学共同体的开放质疑与重复验证机制,使得错误逐渐被淘汰。虽然人类也会犯错、被误导或在某些时期走入歧途,但整体而言,开放竞争和批判性讨论促成了知识的累积与改正。 如何在现实中既保护言论自由又限制危险言论的传播?可以从教育、制度与社交实践三条线着手。
教育层面要提高媒体素养与逻辑思维能力,让公民更难被煽动性或误导性信息左右。制度层面要为平台治理与公共话语制定透明、公正且可检验的规则,防止滥权与选择性压制。社交实践层面则应鼓励积极的反驳与沟通文化,让不同意见能在尊重与真诚的对话中碰撞,而非在敌对与排斥中固化。 此外,要承认情绪与身份政治在现代话语生态中的作用。许多有害叙述并非因为证据更强而流行,而是因其能够触及群体情绪或强化身份认同。对此,单靠理性论证往往不足以改变信念。
社会行动者需要借助叙事、体验性接触与共同利益的构建,来在情感层面打动对方,从而使证据与理性讨论更容易被接受。 总结来看,弥尔顿的洞见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真理在自由而公开的竞争中更有机会显现与存活。温斯坦对言论市场失灵的担忧指出了当代环境中的现实风险,提醒我们不能对平台治理和社会责任视而不见。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下,设计出能够降低伤害、提升讨论质量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与实践。排斥不是万能解药,反驳、接触与制度性治理才是更可靠的长期方案。 在未来的公共话语中,需要的是一种务实的自由主义:既坚守开放讨论的原则,又承认现实的复杂性,并通过教育、规则与社群建设来增强思想市场的健康运作。
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在短期的喧嚣与错误中保持自我修正的能力,让真理在时间的考验中得以胜出,而不是被暂时的恐惧或流行所淹没。最终,弥尔顿的信念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对人类理性与讨论能力的长期信任;在当代,需要我们以更成熟、更具责任感的方式去维护与实现这一信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