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连接性的迅速提升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2025年的演讲中提出了一系列洞见,涵盖从经济集中化、历史动态理解,到社会治理规模和移民问题等多维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格局并预判未来走向。连接性的加强不仅加剧了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赢家通吃现象,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即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的现象。现今,资源和权力极度集中于少数巨头企业,如谷歌等科技巨头,这些企业的地位不仅稳固且逐渐难以撼动,形成了过去几十年所未见的垄断困境。相比之下,历史上技术与资本的流动性更强,市场能够更迅速地迎来新竞争者和创新者。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速度和广泛范围,也凸显了现代互联水平的综合效应。
新冠病毒在短短几周内席卷全球,这与中世纪黑死病数年才能扩散至英格兰的速度形成鲜明对比,互联网和全球航空网络的存在使得信息流动和人员往来极大加速,这既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也加剧了病毒迅速传播的风险。经济层面呈现的另一个重大现象是饱和状态的出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逐渐进入瓶颈期,被塔勒布形象地称为"S曲线"阶段。增长初期,随着基础设施和消费需求的满足,经济快速膨胀;而当基本需求趋于饱和后,增长自然放缓。虽然一些新兴经济体依然拥有广阔的增长空间,但对全球债务负担增加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居高不下,财政政策日益失去灵活性,债务服务成本不断攀升,若不能找到突破点,经济发展将受到极大制约。
在移民问题上,现代西方社会经历了复杂且矛盾的变化。经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推动了移民数量的攀升,然而社会对移民的抵触情绪也同样高涨。这种现象带来了社会认同感的冲突和政治上的撕裂。塔勒布提出,"博物馆国家"的概念形象地描述了那些视自身历史为连续而唯一独特的社会,他们对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感到不安,认为其破坏了历史的连贯性,从而引发局部的社会紧张与政治动荡。然而,从经济层面来看,移民对维持社会基本运转和经济稳定不可或缺。限制移民规模会导致劳动力短缺,进而引发通胀和生产成本的上升,这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高技能移民的流动同样值得关注,美国对比欧洲在吸引顶尖人才方面优势明显,促进了创新和经济活力;而一些国家的签证限制反而可能促使人才流向他国,影响本国竞争力。社交媒体的崛起则为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带来革命性变化。过去,媒体由少数精英把控,公众主要扮演信息接受者角色。而如今,平台如TikTok和X(前Twitter)让普通用户既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传播者。尽管信息的真实性和质量仍存在争议,但社交媒体有效削弱了传统传媒的垄断地位,提高了信息的多样性和透明度,对于报道社会事件和政治热点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改变了公众议题的形态,提升了民众的参与感,也使得传统权威失去部分控制力。
政府规模与功能的膨胀同样不容忽视。过去几个世纪,政府所占经济份额和干预程度已大幅提升,特别是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尽管这带来了诸多公共服务的提升,但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庞大财政开支也渐成负担。通过科技的进步,政府的监控和管理能力空前加强,社会的方方面面均被纳入政府掌控范畴。这种趋势使得跨时代的政府效能比较变得复杂,也为现代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塔勒布还从治理的尺度角度提醒我们,国家层级的治理与地方或家庭层级有显著不同。
小规模的城邦或社区治理更为高效灵活,能够精准响应成员需求;而大型国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治理难度剧增。历史上的成功城邦如威尼斯、新加坡等,依靠较小的规模实现了卓越的治理效率。在当今复杂且多样化的全球环境下,强调地方自治和社区治理可能为解决国家层级治理僵化提供可行方案。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全球力量格局正快速变化。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崛起显著挑战了传统西方主导地位。通过制造成本优势和军事现代化,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短期内,中国的军费开支虽然低于美国,但产出效率和成本效益更高,显示其崛起速度的不可小觑。美国虽然在绝对军费投入上领先,但存在研发和管理中的高昂费用和效率问题。地缘政治未来的主导权或将逐步转向北京,历史悠久的霸权时代可能正在进入新时代。综合来看,塔勒布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动态、复杂、多元的现代世界图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传统的线性思维和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已难以适用。理解连接性带来的集中趋势、经济饱和与负债危机、移民与社会矛盾、信息传播变革以及政府规模膨胀的相互作用,是洞察未来全球发展脉络的关键。
只有拥抱复杂性、关注系统性风险、推动多元治理和技术革新,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会,迎接更加不确定但充满潜力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