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方阵作为古代军事史上的重要篇章，代表着军事战术的创新与变革。它由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创新发展而来，基于古希腊传统的方阵战术进行改良，其中最突出的创新是配备了长度达到六米的长枪——萨里萨。这种步兵方阵有效融合了装备优势和战术编制，成为腓力二世强军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后续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率领使用，在征服波斯帝国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马其顿方阵不仅定义了希腊化世界的战斗标准，也引发了后来罗马共和军团针对其战术弱点进行攻克的军事竞赛。 公元前359年，马其顿经历了一场惨重失败，国王佩尔狄卡斯三世在与伊利里亚人的冲突中阵亡，大部分军队丧失。佩尔狄卡斯的弟弟腓力二世继位后，开始着手重塑军队与战术。
其青年时期作为底比斯的质子，使他接触到了当时著名将领埃帕米农达斯的作战策略，深刻影响了他的军事思维。腓力二世认识到传统重装步兵依赖大型圆盾作为防御核心，但这种配置存在灵活性不足的问题。他的创新在于将步兵的主要装备转变为更长、更具穿透力的长枪，同时配备小型轻便的盾牌，使得士兵能够施展更有侵略性的前刺攻击。 初期马其顿方阵为10乘10阵列，整体规模不足，更多依赖士兵的纪律与训练提升战斗力。随着时间发展，这一编制扩展为16乘16排阵单位，每个方阵由256名士兵组成，称为“突击队”(syntagma)，其内部结构严谨，指挥链清晰。突击队长兼领队组成前排，确保指挥的有效传达。
每行十六人由经验丰富的军士领导，且工资显著高于普通士兵以确保士气。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底层战士在亚历山大远征时期由非马其顿士兵填充，体现了其军队的多元化整合趋势。 兵器装备方面，萨里萨是马其顿方阵的标志性武器。该长枪长达六米左右，使用双头设计，一头作为刺击利器，另一头可辅助持握与平衡，虽然其具体重量未知，但现代实验估计在4公斤上下。这样长度的长枪在近战中不便施用，但在方阵集体冲锋时能有效拒敌，第一排和接下来四排士兵借助高度重叠的长枪造成恐怖的戟林防线，使敌军难以靠近。方阵后方的士兵将长枪斜举以防御来袭的箭矢和投掷物。
除萨里萨外，每名士兵备有一柄短剑（称作希腊剑），用于战斗后期的近身格斗。采用较小、轻巧的盾牌（约24英寸宽度），相比传统希腊圆盾减轻了负担，也释放了双手使萨里萨得以施展。在装备总重量上，马其顿士兵背负约40磅，较传统希腊重装步兵轻便约10磅。 战术布阵是马其顿方阵成功的核心。多个突击队横向连结组成整齐的长阵，以“斜线减左翼”阵形部署，旨在引导敌军主动攻击右侧最前端，以便重骑兵从预设缺口突击突破。此战术由腓力二世首创，既保障了方阵的稳定性，也配合了骑兵的机动优势。
方阵的右侧通常由国王亲率的护卫步兵——轻装的守卫队(称为hypaspists)站守，他们使用传统的希腊长矛与盾牌，功能在于保护方阵的侧翼，也是灵活机动作战的主要力量。方阵左翼由盟军提供的骑兵保障，通常是防御为主，以抵御敌军可能的包抄。整个战场布局中，骑兵多呈楔形阵型驻扎右侧，时刻准备发动恐怖冲锋，方阵后方则保留轻装投射兵、弓箭手及攻城器械形成多层协同作战体系。 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大帝实际上并不将方阵视为主要的攻击力量，而是依赖其强大钳制作用固守并固定敌军阵线，使骑兵得以寻找突破口。历史上多场重要战役，如公元前338年的凯洛尼亚战役和亚历山大初期的格拉尼库斯河之战，均证明了方阵战术的高效。在更大的战场上，方阵的坚实防御与冲击力使敌人难以轻易穿透，尤其是在早期波斯帝国骑兵和步兵尚未适应新形步兵战术时，显示巨大优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面对罗马军团的灵活多样战术，马其顿方阵逐渐暴露出机动性不足及后排和右翼防御薄弱的问题。罗马军团以短剑为主，采用更为灵活的小队战术，能够更有效地迂回并瓦解方阵防线，逐渐取代了这一曾经无可匹敌的军阵设计。 马其顿方阵的历史意义远超其战场形态。它不仅体现了腓力二世对传统军事思想的突破，也为后续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期兵种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方阵里的严格训练制度和严明的军纪加强了军队的凝聚力，体现出从宗族忠诚到职业军队的跨越。亚历山大大帝对方阵的继承和完善，与其敢于采纳外族士兵合作的胸襟，共同展现了一个开创性时期的军事伟力。
总体而言，马其顿方阵是古代史上一项杰出的军事创新，它不仅改变了希腊及周边地区的战争方式，也为后世步兵战术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从腓力二世的改革到亚历山大的征服战争，马其顿方阵始终是连接战略与战术的关键节点，象征着古希腊军事智谋与技术演化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