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古埃及文明辉煌历史的过程中，科学家们一直在追寻古埃及人群的起源及其与周边地区的遗传关系。直到最近，受限于恶劣的埃及环境对古代DNA的破坏，古埃及早期居民的全基因组数据仍然匮乏，这为深入理解这一文明的种族构成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一项突破性的研究通过测序了一名考古学上属于古王国时期的成年男性个体的2倍覆盖度全基因组，打破了这一困境。该男性遗骸来自埃及努韦拉特（Nuwayrat）遗址，年代经过放射性碳测定，约为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之间，恰逢埃及早期王朝和古王国时期的交替阶段。此次研究不仅为早期埃及群体提供了首个全基因组视角，而且还揭示了东西方古代人口之间复杂的联系。 该男性个体遗骸的完整度较高，且以罐藏方式安葬于岩石墓室内，这种特殊的葬俗或许有助于DNA的保存。
该研究团队利用尖端的单链DNA文库构建与高通量测序，对7块牙齿样本进行DNA提取和测序筛选，其中5个样本表现出典型的古DNA损伤特征且污染率极低，最终通过合并数据获得了该个体平均2倍基因组覆盖度的序列数据。通过与超过4000名现代人类个体及近千名古代基因组的综合比对，研究人员发现这名古埃及人的遗传组成主要由约78%的北非新石器时代群体组成，这些群体与现今北非民众较为接近，反映了埃及古代居民强烈的本地连续性。与此同时，大约22%的遗传成分与东部肥沃月湾的早期新石器时代人口相关，这一区域涵盖了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周边地区。该混合成分的存在，说明了埃及与近东地区之间不仅仅在文化交流上存在联系，也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和基因流动。 在分析遗传结构时，研究团队应用了高阶统计模型qpAdm，系统性地测试了多种源人群的组合，进而推断该古埃及个体的祖源。研究结果显示，单一祖源模型均未能吻合数据，而一个结合了中期新石器时代摩洛哥Skhirat-Rouazi群体与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群体的双源模型，达到了显著的拟合效果。
这一模式揭示，古埃及早期居民与北非和近东新石器时代人口有遗传上的深刻联系，而这个时间框架也恰恰是农业和定居生活方式从近东传入北非的重要阶段。 此外，该研究通过f4统计测试进一步证实了该古埃及个体对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人群存在显著遗传亲缘关系，支持了基因流动与人口迁徙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基因组中东非或者中部非洲古人类遗传成分未明显体现，但这并不排除后来时期非洲各地区对埃及遗传多样性的贡献。该研究的基因模型也提示，埃及人口的复杂遗传组成是多期人口迁徙、接触与融合的结果。 结合考古文物和遗传分析数据，埃及早期文明与肥沃月湾地区的贸易和技术交流由来已久，从驯养植物动物到最早的象形文字，为文化扩散提供了充足证据。而此次基因研究首次直接证明了这种文化交流过程伴随着人的迁徙和遗传混合，使史前埃及历史的演变更具科学证据支撑。
对于该个体的生物学特征预测显示，他拥有棕色眼睛和头发，肤色为较深至黑色调。骨骼分析显示其身高约在157至160厘米之间，寿命超出当时平均水平，估计在44至64岁。骨骼磨损和关节炎的迹象表明其可能经历了长期体力劳作，尽管埋葬仪式暗示其社会地位较高，这种反差增加了对其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推测空间，如其可能从事陶艺等手工业。 通过多同位素分析确认，该个体出生和成长于尼罗河谷区域，饮食以陆地动植物蛋白和谷物为主，持续体现古埃及时期居民的生活生态特征。值得强调的是，该研究还将埃及历史上的人群连续性和变化纳入考量，对比了古王国时期与第三中间期甚至现代埃及人的遗传组成，发现后期埃及人群中远东近东成分增加，反映了公元前一千年后，诸如青铜时代迦南人等群体对埃及人口的影响。 该成果不仅开创了古埃及早期人口基因组学研究的新纪元，同时为理解地中海及近东地区史前人类迁徙网络提供了关键线索。
研究团队强调，未来需要更多来自埃及不同时期及各阶层的基因组数据，以勾勒出古埃及社会内外更全面的人口变迁图谱。鉴于埃及复杂的历史脉络，包括内部动乱与外来统治，恐无法单靠孤立个体揭示整体遗传变迁，但nuwayrat个体这一高质量基因组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研究的成功也体现出考古发掘及DNA保存环境对遗传分析的巨大影响，特殊的陶罐葬为DNA保护提供了理想条件，这一发现指明了今后的遗传学考古探索方向。遗传学与考古学、古生物化学等跨学科结合，正推动我们重新认识古埃及文明，从血缘结构、人口互动到社会构成，重现这段古老文明的真实面貌。 总体来说，通过对这名古王国时期埃及男子的全基因组测序，研究揭示了北非本地人群与来自东部肥沃月湾地区的基因流动交汇，佐证了史前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在埃及文明起点中的关键作用。遗传证据与考古文化同步呼应，把古埃及文明置于更广阔的史前人类迁徙网络中，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框架和启示。
随着技术发展和样本获取，古埃及人口历史的多样性和动态必将更加清晰，激发全球学界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