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可以说是一场力量与品格的盛宴。这一时期的美国,不仅以广阔的国土和蓬勃的经济发展为人所知,更因其独特的社会组织与公民参与方式,展示出一套别具一格的社会自我治理机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涌现出了大量以社区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自发组织,这些组织成为了塑造美国社会性格和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力量。十天前,随着南北战争的第一枪响起,纽约市的库珀研究所便汇集了3000名女性,她们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成立了妇女中央救济协会,旨在通过筹集资金和培养护士支援北方军队。这种自发的组织并非孤例,而恰恰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强烈自治和责任感。因其规模与效果的显著,妇女中央救济协会最终演变成为美国卫生委员会,拥有7000个地方分部,成为当时全美最大的公民协会,仅次于共和党和美国军队。
美国政府认识到该组织的重要作用,不仅给予官方授权,还提供资金支持,促使军医与这些志愿护士密切配合,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共同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习惯于面对问题时优先选择自组织的方式,而非完全依赖中央政府。无论是招募和装备非裔美国人军团的"促进黑人志愿协会",还是出版数十万传单支持联邦的忠诚出版协会,都体现了这一点。甚至像纽约市的联邦防御委员会这样,由市民组成的团体直接筹集兵力、资助士兵家庭并修复战时铁路,其效能和规模均获得联邦认可,成为准官方机构。这种风气背后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氛围。19世纪的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等级社会,缺乏世袭官僚阶层的僵硬体系,反而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强调个体责任与公共参与的社会结构。
旅行者和观察家们对美国人的评价夹杂着惊讶和敬佩,他们不仅嘲笑美国人对未来的天真幻想,也赞叹其无尽的行动力与乐观精神。从英国海军军官巴兹尔·霍尔关于1827年亚伯尼到波士顿铁路的记述,到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美国社区自发组织的深刻洞察,都显示出美国人面对公共困境时迅速组建解决方案的能力。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以其独特的核心家庭观念为基础,缺乏大规模宗族约束,人与人之间更多依赖于公平、诚实和责任感所维系的社会规范。这种文化的深层影响,是塑造出以规则、誓言和公共兄弟情谊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往往既分权又设有层级体系,既能保证地方自主,又能协调全国范围内的行动。成千上万的兄弟会、工会、宗教团体及政治协会都是这种组织形式的体现。
它们通过统一的议事规则,如《罗伯特议事规则》,培养了广大民众的议政能力与领导技巧。一个人若能活跃于这些组织,不仅锻炼了个人的公共责任感,也为未来的社会治理和领导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剧,19世纪末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社团建设热潮。美国国家步枪协会、红十字会、救助军、美洲自由骑士会、塞拉俱乐部等诸多组织在这一时期诞生。它们成为社会的支柱,为数百万成员提供了实践领导、组织协调及社会参与的平台。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带来了巨大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为例,各地迅速成立紧急协调委员会,成员涵盖政府官员、商界精英、教会领袖和医院管理者,这些委员会完全是基于地方自发行动,而非中央规定。与2020年代的新冠疫情响应相比,这种速度令人惊叹。重要的是,这些危机过后,相关机构都能迅速解散,成员回归正常生活,避免了机构臃肿和资源浪费。除了其组织上的成就,19世纪美国社群真正的核心力量还在于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公共有用性被视为男性的标志,社区责任感和卓越的公民意识贯穿日常生活。不同于现代对个人主义的误解,那时的美国人强调的是集体的坚韧与责任。
许多组织成员通过严肃的仪式和誓言,培养了彼此间深厚的忠诚感与责任感。这种带有神圣色彩的公共兄弟情谊,使得组织成员在面对挑战时能够团结一心,纪律严明。此外,19世纪的美国人推崇形式纪律和程序规范。无论是一次简单的会议,还是复杂的社会运动,严格的议事规则和细致的记录成为自我治理的重要保障。这种对程序的尊重不是繁文缛节,而是公共责任感的体现,也是防止权力滥用和决策混乱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虽然19世纪的美国社会强调分散的社区自治,但它同样拥抱功能性层级。
地方机构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因地制宜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又能够汇聚到更高层级形成合力。这样的结构保证了既有地方的创新和灵活性,又不失全国范围内的协同效应。从摩门教会到美国海军陆战队,许多现代仍然活跃的机构都继承了这一模式,灵活地将权威下放至基层,同时保持严格的层级管理。相比之下,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及现代管理主义的兴起,美国社会逐渐被更为集中和专业化的官僚体系所主导。社会成员更多地依赖于游说和向管理层争取支持,而非自发组织和个人主动作为。这种转变虽带来了管理效率的提升,却也逐步消磨了19世纪美国人那种"如何让事情发生"的主动精神。
对于今天的社会重构与治理创新而言,回顾和学习十九世纪美国的"力量与品格的学校"仍具重要意义。这一时期的社会规范和组织模式,强调公共服务的理想、保持制度的纪律性与尊重程序、以及通过分权而非单纯的地方主义实现有效层级管理,都是构建高效、自主和富有活力社会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在当前信息高度发达却社会信任下降的时代,激发公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和公共责任意识,可能是解决繁杂挑战的根本之路。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成功的公共治理实验:即便缺乏大型政府的直接推动,一个由普通公民自发组成的协作网络,通过契约、誓言与程序,能够迅速响应重大社会挑战,培养出强大的社会韧性和领导力。今日世界的治理者和社会活动家,若能从中汲取经验、激发社区活力,或将重新点燃公民社会的光芒,迎来以人为本、兼具效率与温度的治理新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