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伦敦南瓦克皇冠法院(Southwark Crown Court)迎来了备受关注的一桩跨国案件开庭 - - 一名自称投资人身份的中国女性在法庭上承认违反英国《2002年刑事收益法》(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承认持有并转移与犯罪有关的比特币资产。此案源自一次史无前例的扣押行动,英国警方曾查扣超过61,000枚比特币,当时估值约为51亿英镑,折合近67亿美元,以当时市价计算接近70亿美元。如此规模的没收案不仅刷新了当局对加密资产执法的记录,也将跨境加密犯罪、资产追缴与国际司法合作等问题再次推向舆论与监管的风口浪尖。权衡事实与背景,有助于理解案件含义以及未来监管与合规走向。 被告名为Qian Zhimin(也被报道为张亚迪),今年47岁。她在开庭当天对持有与转移"犯罪所得"作出认罪,但否认实施原始的投资诈骗行为,声称其比特币来源为合法投资。
检方指称,这批比特币与2014年至2017年间一宗针对约12.8万名受害者的大规模中国投资诈骗有关。案件核心不仅涉及巨额加密资产的来龙去脉,还牵涉到被告逃离中国、通过境外购置房地产等方式尝试"洗白"资产的行为。案件细节显示,被告曾在2017年中国监管加强后离开中国,其曾经营的公司天津蓝田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Tianjin Lantian Geru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在监管风暴中倒闭。检方进一步指出,一名名为Jian Wen的同伙被判刑,其曾协助转移150枚比特币。 英国警方与调查团队将这起案件形容为"长期且复杂"的跨境调查成果。负责该案的侦查警官Isabella Grotto中士表示,案件涉及多国司法机关与执法资源的协同,证据收集跨越若干司法辖区,过程艰难且细致。
确实,当涉案资金以加密货币形式流动时,传统金融的线索微弱,调查往往需要依赖链上分析、交易所配合、金融情报与海外警方的协议支持。案中多名受害者将从中国天津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向伦敦法庭作证,而中国警方人员也计划亲自出庭作证,这反映出该案在司法合作方面既有积极力量,也存在现实障碍 - - 尤其是中英之间缺乏引渡条约、以及英国本土并无直接参与诈骗的企业,这些因素都使得以诈骗罪追究被告面临法律与程序上的挑战。 从技术与策略角度观察,本案突显了数字资产在跨境犯罪中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比特币等加密资产为犯罪分子提供了相对便捷的资金转移与保值手段,尤其在面对国家监管限制或资本管制时,虚拟资产可被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移动并通过一系列链上与链下操作进行"洗净";另一方面,区块链的透明性也为执法部门提供了可追溯的线索。现代区块链取证依赖一系列工具与方法,包括交易聚类、地址关联、时间序列分析以及与中心化交易所和OTC(场外交易)渠道的情报交换。正是这些技术与国际合作,使得英国警方能够在数年调查后将大额比特币锁定并执行扣押。 法律上,英国《刑事收益法》允许当局对被认为源自犯罪的资产进行没收、冻结与追缴。
对加密资产而言,实际操作并非仅仅在链上宣布"扣押",而需要司法命令、对相关交易所或钱包提供者的法律要求、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私有密钥的实际控制实现对资产的转移与保全。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性让非法资金的追踪与没收成本上升,但并非不可克服。近年来,执法部门通过与大型交易所和托管服务的合作,以及对涉案私钥或交易签名的控制,逐步积累了应对大规模加密资产案件的经验。 从受害者角度来看,该系列诈骗在中国造成了广泛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受害者人数高达12.8万,受骗资金散布且难以追回。受害者在法庭上通过远程方式作证的安排,既保证了其参与司法进程的机会,也暴露出跨境受害者维权的困难:语言隔阂、证据保全、司法程序差异与引渡缺失都使得受害者追讨赔偿变得漫长而复杂。
英国当局即使成功没收这批比特币,也需面对如何将资产返还给合资格受害者的问题。法律程序通常会包括资产分类、受害者申报与补偿机制,但在跨国案件中,真正实现有效赔付仍面临执行与优先权上的法律争议。 此外,案件引发了对房地产业作为洗钱渠道的关注。被告据称尝试通过在英国购置房产来掩饰资金来源,这暴露出高价值不动产在某些司法辖区对于匿名资金的吸纳能力。英国曾多次被指责为"海外资金洗钱的温床",因此近年来在反洗钱与不动产透明度方面出台了多项改革,例如要求披露实益拥有人(beneficial owner)和加强资金来源审查。此次案件的细节可能进一步推动房地产交易中对加密资产来源的审查与合规要求升级。
国际政治与司法合作层面,本案的复杂之处在于中国与英国在司法协作上的制度性差异与政策限制。中英之间并无全面引渡协议,且两国在对待涉外金融犯罪尤其是加密货币领域的监管立场与操作方式存在差异。中国在2017年曾实施全面的加密货币交易与ICO禁令,导致大量加密资产与投资者流向海外。这一政策背景促成了部分资产通过境外通道转移的现象,同时也使得追责与追缴变得更为复杂。英国方面则依赖其金融与法律体系在全球的互联性,通过司法合作、信息互换与刑事证据请求来推进调查。案件中中国警方愿意出庭作证,显示了一定的合作意愿,但在缺乏引渡与部分证据须在境内完成认证的情况下,刑事指控的广度可能受限。
对于加密货币行业与监管者而言,此案具有警示意义。首先,交易所、托管服务与OTC经纪商面临更严格的合规压力,尤其是对交易来源与大额资金流向的尽职调查(KYC/AML)将成为监管聚焦点。其次,监管机构可能会推动更多跨境监管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以便在资产转移发生时能更快速地响应与冻结可疑资产。第三,房地产、奢侈品与其他高价值实体资产市场将被要求加强买家身份与资金来源核查,以防止成为洗钱通道。 从司法实践来看,如何在保护合法投资者权益与打击犯罪所得之间取得平衡,是法官与立法者必须面对的难题。若被告最终因洗钱罪被判刑并面临没收,法院在判定量刑与没收数额时需综合考量资产来源、被告的主观意图、证据链的完整性以及受害者的损失状况。
与此同时,若检方希望以诈骗罪寻求更严厉的刑罚,则必须克服跨境证据收集与认证的障碍,证明相关行为直接构成诈骗并且与英国司法辖区内的实际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对普通公众与潜在投资者而言,此案提醒人们在涉入加密资产投资时务必提高警惕。高收益承诺往往伴随高风险,尤其是在监管缺失或信息不透明的产品与平台上更是如此。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保持对资金流向的记录、优先选择受监管的交易平台与托管机构,是降低被牵涉进类似纠纷的有效手段。对房地产等高价值资产的买家而言,在付款来源涉及加密货币时,应主动要求卖方提供合规性证明并咨询法律意见,以避免未来可能的司法冻结与资产没收风险。 展望未来,此案可能推动几个层面的发展。
立法层面,英国与其它司法辖区或将加快完善针对虚拟资产的刑事与民事追缴规则,尤其是在资产识别、冻结与返还程序方面的具体操作细则。国际合作方面,更多国家可能寻求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强化加密资产相关证据的跨境流通与法庭承认机制。行业内部则会见证合规成本的提升,交易所与托管机构需投入更多资源在交易监测、反洗钱技术与客户审查上。 无论最终判决如何,此案件都已成为加密资产时代跨国犯罪与司法应对的一起典型案例。它不仅展示了执法机构在面对高度匿名与全球化资产时的取证能力,也暴露了司法体系在跨境执行上的短板。对于政策制定者、司法机关与市场参与者而言,关键在于将技术进步与法律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既要保护合法的金融创新与投资自由,也要堵住犯罪利用的漏洞,维护受害者的救济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
未来几年里,类似案件及其衍生的法律与监管回应,将深刻影响全球加密货币生态的合规框架与商业实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