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呈现出持续膨胀的态势，房价涨幅远超薪资增长，令许多原本有稳定收入和良好教育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陷入买房困境。这不仅使得住房成为一种奢侈品，更在无形中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撕裂了代际关系，撼动了澳大利亚梦的基础。根植于历史的税收政策、投资者热潮以及政策的滞后，共同构成了目前这一复杂而严峻的局面。传统观念中，经过良好教育和勤奋工作，家庭便可实现拥有自宅的目标，但现实中，年轻一代的中产阶级却发现梦想愈发遥不可及。以科学家罗斯·汉密尔顿为例，尽管他拥有博士学位和高薪职业，甚至组成了双收入家庭，却依旧难以承担悉尼周边适合家庭居住的房屋价格。汉密尔顿生动地指出，房产早已超越了简单居住的功能，成为资本运作的工具，对新购房者构成了巨大壁垒。
投资者利用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将物业作为财富增值的手段。买二套、三套甚至更多物业变得比买首套房容易得多。这种投资行为不仅推高了房价，也挤压了首次置业者的空间，形成了一条不公平的财产获取路径。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过去五年中，投资者在新房贷中的比例从28%增长至37%，而自住者新贷申请率则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导致租赁市场结构变化，部分热门城郊地区租金甚至出现了下降，表面上看似减轻了生活压力，但实际上却反映出更多人被迫留在租房状态，难以进入拥有产权的行列。市场“自我吞噬”的现象日益明显，投资者抢购刚需房源，减少了原本由自住者消费的房产供应。
澳大利亚房价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脱离了薪资增长轨迹，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暴涨将市场推向了难以负担的高位。前政府时期减半资本利得税率的决策，更加激励了投资者涌入房地产市场。州级和联邦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房源缺乏、价格居高不下。负扣税政策的存在使得房主能够抵扣投资物业相关利息和费用，从而减轻税务负担，这无疑是房地产投资市场的巨大动力。尽管曾有政策意图限制这一现象，例如对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优惠进行调整，但因政治阻力而未能顺利实施。专家认为，通过限制可享受负扣税的投资物业数量、有针对性的税收改革，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的极端现象。
然而，由于相关政策调整涉及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政策推进的道路依然充满阻碍。与此同时，租赁市场的改革成为许多声音寄予希望的领域。借鉴德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完善租赁者权益、提升租房品质，激发租赁市场活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购房压力，让更多人能够以租代买，实现生活安稳。澳大利亚房价在主要城市持续攀升，其中悉尼的住房价格收入比已达到近十倍，成为全球最难负担之地。阿德莱德等曾被视为较为亲民的城市，现也步入高价区域行列。高企的房价导致许多年青家庭及中产阶级被拒于买房门外，失去了积累财富和社会稳定的途径。
尽管政府出台部分优惠政策，如允许首购族以低首付购房等，短期内或能缓解一些刚需压力，但在整体房价高企背景下，这些措施可能引导更多购买者以极高价格进入市场，增加金融风险与经济不确定性。政府规划的增加住房供应和社会保障住房建设的目标因推进缓慢，尚难以形成有效缓冲。罗斯·汉密尔顿表达了对中产阶级未来的担忧。他认为，世代间财富鸿沟越来越大，负扣税等税制优惠刺激下的投资热潮，或已将这堵墙筑得难以逾越。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原本应是人生的基础和安定之源，但现在却似乎越来越遥远，真正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被挤压出市场。澳大利亚房产市场的膨胀，不仅反映经济结构和政策导向的深刻问题，也暴露了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和消费支柱，其住房状况直接关系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若无法有效遏制投资投机对市场的过度影响，加强土地供应、完善税收制度改革并推动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将使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流动性面临更大风险。面对这种局势，政策制定者需要从多角度审视房地产市场的长远发展，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推动住房回归居住本质，确保每一个家庭都能有机会筑起属于自己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