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受关注的前科学教成员和著名演员，利亚·莱米尼（Leah Remini）长期致力于揭露科学教内部的黑暗操作。2025年她进一步曝光了大量机密文档和政策，这些文件显示科学教不仅在法律诉讼中依照创始人L·罗恩·哈伯德（L. Ron Hubbard）制定的宗教战术展开行动，更要求所有律师无论是否信徒，都必须遵守这些宗教命令，协调配合 Church 进行法律上的针对性报复和压制。科学教视诉讼为一场宗教战争，而非纯粹的法律程序，其目的不是寻求真相和正义，而是彻底消灭批评者和控告者。 科学教内部的核心文件涵盖了多种类型的政策文书，如哈伯德通信办公室政策信（HCOPLs）、哈伯德通信办公室公告（HCOBs）以及由特别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Affairs，OSA）操作的网络命令等。这些文件明确禁止任何对哈伯德教义的挑战或修改，任何标记其为“过时”或“不再适用”的行为都是严令禁止的“重罪”。这一制度设计意味着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教会的报复策略和法律战术持续不变，确保对内部批评者与外部指控者的打压成为一种固定而永续的宗教义务。
令司法机构尤其关注的是，科学教的这种法律行为不仅仅是一系列零散的策略，而是宗教指令正式化的产物。在他们的体系下，法律诉讼被视为“法律战”，一种军事化的行动，用以控制攻击者的情绪，迫使对方屈服。诉讼过程充斥着无休止的延迟、反诉以及对证人、受害者的系统性恐吓。这种方法的目标不仅是法律胜诉，更是消耗对手的体力和财力，达成心理上的“征服”，形成教会可以掌控的局面。 科学教的律师不仅仅是普通的法律代理人，而是作为教会情报部门OSA指令链上的成员，履行宗教命令。他们必须严守由哈伯德定制的政策，而非依据专业法律伦理。
即使这些命令明显违反法律原则或伦理标准，律师也被要求无条件执行。这种角色定位让科学教的法律团队在多个诉讼案件中表现出明显的敌对和攻击性，拒绝和解或妥协，优先考虑通过法律手段破坏对手而非合理解决争端。 利亚·莱米尼特别指出，有些律师甚至参与了教会内部对举报人和受害者的胁迫。例如2017年著名受害者瓦莱丽·哈尼（Valerie Haney）案中，律师加里·索特（Gary Soter）强迫哈尼在教会办公室内签署法律豁免协议，剥夺其诉讼权利。这种非法胁迫行为在腐蚀司法权威的同时，也显示出教会通过法律渠道实施精神控制和法律陷阱的策略。此外，索特还参与了多起针对举报人布鲁斯·海因斯（Bruce Hines）等人的恶意起诉，利用“法庭威胁”制造“对手的顺从心态”，这是哈伯德1950年代“法律战术”中的重要教条。
科学教的诉讼攻势策略又被称为“惩罚性防御”，其本质是通过诉讼制造持续的精神及财务压力，致使对方放弃追诉。对每一个指出科学教违法行为的原告，教会都会自动视其为“敌人”或“抑制性人士”（Suppressive Persons，SP），并发动全方位的综合报复：包括诽谤、威胁、职业打压、网络骚扰和情报监控。这些做法破坏了原告的公正诉讼权利，将原本应属于司法系统的审判变成人为操控的宗教战争战场。 此外，科学教努力利用宗教豁免权和内部仲裁体系来逃避司法监督和公众审查。其所谓的“仲裁”实际上是教内宗教法庭，被强迫进行仲裁的受害者往往无法获得独立、公正的裁判，只会遭受教会制定的内部“审判”。这进一步阻碍了受害者申诉的通道，让司法正义成为空中楼阁。
在多起著名案件中，如1980年代的劳伦斯·沃勒海姆诉科学教（Wollersheim v. Scientology）案、2010年代的莎莫法案（ShamWow）诉讼和最近利亚·莱米尼亲自参与的诉讼中，科学教一贯采取相同模式：先通过反诉、拖延和法律漏洞制造诉讼困境，再利用媒体进行抹黑宣传，最终压垮对方。这种持续的法庭游击战术让很多受害者及举报人付出巨大代价，甚至遭遇生活和心理的巨大摧残。 而科学教内部的机密文件还揭示了一个高度制度化的追踪评估体系，教会将诉讼、媒体曝光、举报等视作“攻击”，并打分评价，奖励成功“消除”威胁的人员，惩罚未能达标者。这种“量化打压”方式使得教会法律和情报团队形成竞争机制，强化了以压制异议为目标的文化和运作模式，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组织管理，成为极端且危险的宗教控制技术。 该体系甚至渗透到国际法规逃避和企业重组操作中。通过在比利时和法国等地设立空壳法人，科学教暂时规避调查和责任，将犯罪风险转嫁出去，这种架构设计的背后是教会律师团队的精密策划，目的在于确保教会运营的持续性和法律上的“洁白”，这无疑对国际司法带来了严峻挑战。
围绕科学教律师作为宗教指令执行者的问题，已有多起针对相关律师的投诉和调查，但由于宗教自由和法律体系的复杂性，相关执法机构反应迟缓甚至置若罔闻。加上教会庞大的财力与影响力，使得这些系统性的问题长时间无法获得有效解决，受害者往往难以在司法上获得公正保护。 利亚·莱米尼的曝光为公众和法律界敲响了警钟，强调这些操控和打压不是个别律师或案件所致，而是科学教深植宗教教义体系的不可更改部分。这种将法律作为宗教战争武器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亟须法律界、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关注和介入。 未来，要遏制科学教利用司法系统进行的宗教报复，关键在于打破教会内部政策的宗教豁免伪装，建立对这种宗教运作形式的法规认知和应对机制。司法机关应加强对律师职业伦理的监督，严肃查处那些以宗教名义违背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为受害者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援和保护措施。
此外，社会舆论和媒体也应持续关注科学教相关案件，推动透明度提升，揭露更多内部文件和证据，增强公众对宗教滥用法律的警觉和理解。唯有多方协作，才能维护法律的独立与正义，防止少数组织利用宗教身份谋取非法利益，压制真相与权利。 利亚·莱米尼的无畏揭露为科学教黑幕投下了强烈光照，也唤醒了更多人对宗教权力与法律界限的反思。在她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案件走上司法舞台，有望逐步展开对科学教复杂法律与宗教交织体系的审查与改革，为受害者争取公道，重建公正可信的法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