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Peter Thiel)作为硅谷知名企业家和思想家,以其独特且富有争议的观点在科技界和社会政治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他将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EA)称为"反基督",这一命题在公众和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虽然纯粹从字面上看,这句言论显得极端且难以理解,但深入梳理他的观点背景及思想体系,有助于全面把握他对AI安全、全球治理及技术发展的核心忧虑和批判。有效利他主义是一种倡导理性分配资源、最大化善行效果的哲学运动,近年来在人工智能风险防范和全球存在性风险研究中备受关注。蒂尔对该运动的评价更多源于对其潜在"停滞社会"风险及监管限制的担忧,而非简单的意识形态攻击。 理解蒂尔的批评需要从他所受哲学家雷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影响说起。
吉拉尔的模仿欲望与替罪羊机制理论认为,人类欲望往往是模仿他人的欲望,这导致社会内部的竞争与冲突不断升级,陷入"全体互相为敌"的循环。为了缓解内部分裂,群体往往借助替罪羊的牺牲来平息矛盾,这一过程被吉拉尔视为社会文明形成的基础。蒂尔借鉴这一框架,将当代政府和大型权力结构视作潜在的替罪羊机制展现,认为部分社会运动和政策议程无意中加剧了这种循环,推动了"替罪羊"对象的产出和控制。他警觉于有效利他主义在AI监管上的过度谨慎,担心其以"和平与安全"之名的技术限制,实际上铸就全球性停滞,进而诱发更严酷的极权主义统治。 蒂尔将反基督视为非单一人物,而是一种以"替代基督"为理念的体制或意识形态。他认为,反基督以救世主身份出现,承诺和平与安全,但实为制造停滞与限制创新的力量。
与基督教末世论中传统的反基督形象不同,他强调当代极权化趋势和全球监管体系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被蒂尔视为目前唯一能打破停滞、带来实质增长和创新突破的技术。然而,出于对风险的担忧,许多有效利他主义者主张对AI实施严格监管,遏制其快速发展。蒂尔认为这种焦虑实际上助长了反基督体制的建立,因为严苛的监管将抑制活力,阻碍技术进步,形成一个僵化的全球秩序。 在技术进步的停滞背景下,蒂尔担心社会将陷入零和竞争,人类资源有限性加剧社会冲突。他引用了《传道书》中"邻居的嫉妒导致劳苦无功"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冲突源自对邻居资源和成果的模仿欲望和竞争。
有效利他主义的风险防范策略,在蒂尔看来限制了创造力和经济增长,阻碍了人类社会实现其潜能。虽然他承认AI存在一定风险,且对极端灾难的焦虑值得关注,但综合考量后,更倾向于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以换取社会整体的技术加速和繁荣。 蒂尔对政府和全球化的态度亦显悲观,他将国家政府视为"撒旦组织",认为其本质是反自由且极端集权的。他反对背离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尤其是普遍监管和统一标准的全球体系,警示这些特征是未来反基督体制的温床。在对比AI技术与全球监管机制时,他表达了忧虑:全球监管机构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制约创新技术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这种权力最终将被用作控制手段,限制自由和个性化发展,促成集权政权兴起。 有趣的是,蒂尔的批判立场并非完全反技术,他本人是区块链、AI和长寿研究等多个先锋技术领域的投资者和支持者。
他拒绝宿命论,坚信个体行动和思想仍能影响未来。他反对极端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宿命论式的未来观,更主张在政治和技术间找到平衡,防止政治权力过度侵蚀技术进步空间。蒂尔甚至指出,对AI风险的过度强调可能反而助长了一种"技术衰退"安全主义氛围,绑架了创新者的手脚。 此外,他对有效利他主义和长期主义(longtermism)的一些根本批评,源自其对"个体自由被压制"的担忧。他认为,部分长期主义思想忽视了个体愿望、自由及生命延续的自然权利,转而倡导一种宏观的社会整体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与他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虽然蒂尔本人倡导延长寿命和超人类主义,期望以科技手段实现生命和意识形式的极大超越,但他担心技术发展若置于错误的政治框架中,最终会沦为控制工具。
蒂尔呼吁社会重新审视"停止增长即等于安全"的陈旧思维模式,警告所谓的"和平与安全"口号可能只是假象,是一场由稳定极权体制制造的陷阱。在他看来,避免陷入"停滞社会",唯一路径是拥抱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接受一定的不确定风险。他将有效利他主义的安全主义监管视为这一陷阱的代表,认为其不但误判了AI的变革潜力,更忽略了监管的巨大社会成本。 批判者则指出,蒂尔的观点夹杂着对政府极端不信任和未来悲观主义,缺乏对制度建设和社会公平的关注。而其支持的诸多政治人物和机构,也引发关于是否真正信奉自由主义,或只是谋求权力与影响的质疑。部分评论强调,蒂尔将有效利他主义贴上"反基督"的标签,本身是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攻击,可能更多反映了其个人政治利益和世界观而非理性对话。
有效利他主义社区对于蒂尔的指控态度复杂。一方面,承认对可能监管过度的反思有助于完善AI治理,避免技术停滞。另一方面,坚信通过理性和证据驱动的行动,是应对存在性风险和推动人类福祉的最佳方式。社区内部也开始关注如何兼顾促进技术进步与防止极权集权的风险,力求在多维度权衡中寻找创新方案。 总的来说,彼得·蒂尔将有效利他主义定位为"反基督",反映出对当代科技治理、政治权力以及社会未来的深刻焦虑。无论是否认同其观点,理解这一观点背后的哲学基础与现实担忧,对于把握当前全球科技伦理争议,厘清不同力量间的冲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面对人工智能及其他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如何在促进创新与保障基本自由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将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蒂尔的声音提示我们,警惕技术乐观主义背后潜藏的政治风险,警惕"和平与安全"口号可能的双刃效应,是构建更具韧性的未来之路不可或缺的反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