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东德克萨斯死囚罗伯森(Robert Roberson)及其律师宣布一个关键决定:在距预定执行日仅数周之际,罗伯森选择不向德州特赦与假释委员会申请赦免,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寻求重新审判的法律程序中。此一决定不仅将案件推进到新的法理与科学争论,也再次把长久以来围绕"摇晃婴儿综合症"(Shaken Baby Syndrome,简称SBS)诊断的质疑带入公众视野,触动司法、医学与社会正义的复杂交叉点。罗伯森的执行定于2025年10月16日,他此前因在2003年被判定以剧烈摇晃致死其两岁女儿尼基·柯蒂斯(Nikki Curtis)而被判死刑。罗伯森及其辩护律师格雷琴·斯温(Gretchen Sween)坚持其无辜立场,认为女儿是因慢性疾病死亡,而非被虐待致死。律师方面指出,当年定罪所依赖的SBS理论已在近年受到越来越多科学界的质疑和修正,称若继续以当时过时或不科学的理论维持死刑判决,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司法不公。 案件概况与时间线回顾 2003年,罗伯森因其幼女在就医后死亡,被指控并最终被判以谋杀罪。
检方的关键证据包括法医对于脑损伤与出血模式的解释,当时普遍采用摇晃婴儿综合症的诊断框架。此后数十年间,SBS一直是儿童死亡案件中常见的医学指控依据,但在医学研究和法庭实践中,关于造成类似影像学所见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暴力摇晃,或是否可能由病理性疾病、脆弱性血管、代谢问题或其他医疗原因引起,学界争论不断。罗伯森在监狱中多次申诉并通过律师团队寻求重审,提交了新的科学证据与专家意见,主张原判忽视或误读了能够解释尼基死亡的医学证据。 放弃寻求赦免的法律与策略考量 按德州法律规定,死刑被告有权在执行前向德州特赦与假释委员会(Texas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申请赦免,赦免可包含减刑为无期徒刑等救济,但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仅能在委员会多数同意的前提下行使减刑权,或者发布最多三十天的暂缓执行令。罗伯森律师表示,寻求赦免并不能真正纠正她们认为的根本性错误:即错误的事实认定与过时的医学证据所导致的错误定罪。律师认为,若仅以赦免换取无期徒刑,依旧无法让罗伯森"洗清"名誉或在法律上证明其无罪;因此,他们选择将资源集中在争取重新审判上,试图通过司法程序重新审视医学证据、询问新的或被忽视的专家证词,并挑战当年审判中的法庭程序与证据采纳方式。
此前一年,罗伯森曾向特赦委员会提出救济请求但被拒绝,且未获听证或详细说明。律师指出,尽管有数百封来自立法者、科学家与法律界人士的支持信,委员会仍在缺乏公开说明的情况下作出否定决定,这也促使辩方对委员会程序透明度与决策理由提出质疑。辩护方担心,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追求赦免反而会耗费争取新审判所需的时间与资源,因此选择不再重复提请赦免。 摇晃婴儿综合症的科学争议 摇晃婴儿综合症最初来源于对脑灌注受损、视网膜出血及脊髓或颅内出血等影像学特征的综合解释。长期以来,这一诊断在许多儿童伤害致死的案件中被检方作为暴力行为的标志性证据。然而,近年来多项医学研究与法庭实例表明,类似的影像学发现也可能出现在某些疾病如先天性凝血功能障碍、维生素缺乏、代谢疾病、感染性疾病或意外跌落等非虐待性原因中。
部分专家学者主张将SBS概念替换为更为广义和谨慎的"虐待性头部外伤"(abusive head trauma,AHT),并强调需要综合病例史、影像学、体检与实验室检测,避免单凭影像特征断定猛烈摇晃行为发生。 在法庭上,专家证词对陪审团的影响颇大。当年很多案件中的诊断既受限于当时的医学共识,也可能受到检方专家的解释优势。随着多学科研究进展,一些被定罪的人士得以提出新的专家证言,质疑早期诊断的唯一性或确定性。对罗伯森一案来说,辩方主张尼基身患慢性疾病,这些疾病可能造成类似的颅内出血或其他致死因素,从而排除或至少动摇有人为暴力的结论。 特赦程序与司法救济的界限 特赦是行政救济的一种,旨在纠正司法程序无法或未能在法庭上解决的极端不公。
然而,德州的特赦机制在法律上受限,州长在实际操作中也极少单凭个人判断使用赦免权力。相较于行政特赦,重新审判则是司法范围内的救济方式,能通过重新审视证据、听取新专家意见与纠正程序性错误来试图纠正定罪。罗伯森团队显然认为,新审判更能直接回应对证据本身的挑战,并在法律记录上形成对事实与程序的正式判断。 法律方面还有其他可行路径。被告可以继续提起联邦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申请,指控宪法权利受侵害,例如新证据被掩盖、律师失职、陪审团程序不当或不公正审判等。若联邦法院发现存在严重宪法缺陷,可能会颁发救济或要求重审。
不过,联邦救济往往耗时较长,且程序门槛高,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在接近执行日期时,选择何种救济路径成为一项战略性决定。 公众支持、政治与媒体的作用 在此案中,罗伯森及其律师团队曾号召公众与专业人士给予支持,提交数百封来自科学家、律师与立法者的信函,呼吁对证据进行现代科学评估并重新审理案件。媒体报道、公众舆论与法律援助组织的关注往往会对案件产生影响,既可能促使司法或行政机关重新审视证据,也可能引发政治压力。对德州政府而言,死刑案件尤其敏感,任何可能导致国际关注的极端案例都将被高度审视。辩护团队警告称,若在科学高度争议的基础上执行死刑,德州将面临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可能成为"第一个基于SBS理论而执行死刑的政府"的负面示例。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说法来自辩护方,用以凸显问题的严重性,而非独立核实的事实声明。
检方立场与社会安全考量 检方在此类案件中往往坚持原有证据的可信性,认为法医结论与审判结果经过程序上的审查而有效。检方会强调对儿童暴力犯罪的严肃处理,并认为维护受害者及社会安全是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职责。在许多案件里,检方与辩方对同一医学证据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这种冲突最终通常由法庭通过专家证人对峙来决定。公众对儿童暴力案件的敏感性也使得司法处理在感情层面颇具争议,平衡公正审判与保护社会免受暴力侵害的目标,是检辩双方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国际与学界反应可能性 若案件在短期内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到重新评估而执行仍然进行,可能引发国际人权组织、医学学会与法律界的关注。近年来,多个国家与国际机构对死刑案件中的科学证据运用提出警示,主张在涉生命刑罚的案件中必须严格核查证据的科学可靠性。
若罗伯森案成为典型案例,可能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审视SBS相关判例,并促使医学界加速构建更为精细的诊断框架与证据标准。 接下来可能的法律进程与关键节点 在未来数周内,关注焦点将落在能否获得执行暂缓、是否有法院愿意受理新的证据或是否能在联邦层面获得紧急救济。辩方的策略是集中力量为新审判准备证据,尤其是最新的医学评估与专家证词;同时,他们可能继续向媒体与公众解释案件细节,以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检方则可能坚守原有证据链并反对延期或重新审判。法院将面临在有限时间内权衡程序正义与死刑执行时间表的压力。 结语:案件的法律与社会意义 罗伯森放弃申请赦免、转而专注于新审判的决定,不仅是一项法律策略的选择,也代表了对司法程序优先次序的一种理解。
赦免可以在个别情况下提供迅速且实用的救济,但在证据与事实本身存在重大争议时,司法重审更能触及争议核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罗伯森案凸显了在生命刑罚面前对科学证据准确判断的重要性,也提醒社会在处理涉及儿童死亡的案件时必须警惕过度简化的医学结论。未来几周到几个月内,该案的动向将牵动法律界、医学界与公众的关注,可能对德州乃至更广范围内有关SBS及儿童伤害案件的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