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谷歌在欧盟范围内政治广告存档不再可查的报道,引发了媒体界、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强烈反应。过去七年里,谷歌的广告透明平台曾为研究者、记者和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检索政治广告、了解支出和投放对象的重要窗口。现在,当用户尝试在adstransparency.google.com检索欧盟国家的政治广告时,会被引导到仅包含少数国家的页面,欧盟多数国家的历史记录似乎被移除或无法访问。对爱尔兰等国家的选举分析曾依据这些数据完成,失去这项资源意味着我们对过去竞选期间发生的传播行为,将失去相当一部分可检验的依据。 理解这次事件的意义,需要回顾为什么会有政治广告存档。2016年的美国大选与英国脱欧公投暴露了在线广告与定向传播在现代选举中可能造成的影响。
为回应公众与研究界对透明度的诉求,多个平台在随后几年逐步推出广告存档,记录谁在投放政治广告、广告内容、投放时间段、目标受众以及花费范围。对于司法机关、选举监管机构、学界与媒体而言,这些数据不仅是追踪错误信息和干预行为的工具,也是重建选举期间事实记忆的档案。 对爱尔兰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影响是直接且立竿见影的。过去的欧洲与地方选举期间,研究者曾利用谷歌广告存档追踪到政党和极右组织在YouTube与搜索广告上的投入与策略,揭示了诸如微定向、攻击性广告和付费搜索竞价对选民信息环境的塑造。若这些记录被移除,则无法回溯验证当时的投放量、目标人群与创意内容,这对追究问责、分析传播策略演变以及学术研究都构成实质性阻碍。 平台在改变内容可及性或政策时的透明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根据多方报道,谷歌在宣布拟对欧盟政治广告实施更严格的限制的同时,并未提前明确说明会导致既有广告档案的不可见或删除。对于依赖这些数据进行长期监测的研究工作者与记者来说,缺乏通知与数据迁移方案意味着已有研究资料无法复现,过去的报道也难以被准确定义其依据。透明度工具的任意调整,会削弱公众对平台合规性声明与"负责任治理"承诺的信任。 从法律与监管角度看,欧盟近年来已通过或拟议多项规范来治理大型平台的权力与义务,包括数字服务法案(DSA)等。这些法规强调平台在处理重大公共利益事项时须承担更高的透明义务,尤其是涉及政治广告与公共政策议题时。若平台确有技术或政策上的理由无法继续提供原有档案,理应向监管机构说明原因,并以可以审计的方式保存数据或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备份,以便于依法监督与调查。
目前看来,这样的程序性保障并未充分显现。 技术层面的考量也值得关注。广告档案包含多种数据类型,从广告创意(视频、图片、文案)到投放元数据(时间、地域、受众特征、估算花费)不等。即便平台出于某些合规或商业考量限制公开查询接口,也应当有能力将原始数据以可导出的形式提供给合格的研究或监管机构。缺乏数据导出与保存机制会使得公共监督依赖于平台任意开放的窗口,不具长期可持续性。对研究者而言,长期监测计划应考虑将来源多样化,利用技术手段在多个渠道同步收集样例,以降低单一平台策略变动带来的风险。
对民主过程的潜在后果不可低估。广告档案不仅是监督工具,更是公共记忆的组成部分。没有可追溯的传播记录,未来关于某次选举的讨论将更容易陷入记忆争夺,政治主体可以宣称"不存在证据"来回避责任。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依赖这些素材来分析政治宣传如何随时间演变、何种信息触达何类受众,以及这些传播活动与选举结果或政治信任度之间的潜在关联。若档案消失,后续审计与历史研究将受到限制。 那么应如何应对?对于媒体与学界而言,现阶段最优先的行动是进行紧急数据保全。
这包括尽可能抓取并存储仍可访问的广告样本、建立镜像数据库、与国际研究网络共享样本以及借助互联网档案馆等第三方保存创意素材与页面快照。同时,需要系统地记录搜索策略、检索时间点与页面快照,以便在未来验证初始数据的完整性与来源。 对于民间组织与政策倡导团体而言,应当借助法律与监管框架要求平台解释此类变动的原因与影响。向欧盟监管机构、国家选举监管机关以及数据保护机构提交询问与正式投诉,要求平台披露是否有政策变更导致数据移除、是否有数据保全副本可供核查,以及未来如何避免类似档案断裂。推动法律明确要求平台在删除或限制访问公共利益相关数据时须提供通知并保存可审计的备份,是防止未来类似情况再度发生的重要路径。 技术上,也有可行的中长期解决方案。
一个独立的、受监管的政治广告档案机构可以作为公共信任的第三方仓库,接受来自各平台的广告元数据与创意备份,并以受控方式对合格研究者与监管机构开放。这样的机构需要具有强制信息获取的法律地位、独立审计能力与长期资金支持。它可以与学界、新闻机构及民间社会合作,建立标准化的数据格式与保存策略,确保广告记录不因单个平台的商业或策略调整而丢失。 此外,公众参与的抓取与保存也是一条可行路径。类似"市民科学"或"公民档案"的项目可以动员用户在选举期间主动截取广告素材、记录广告出现的场景,并将其上传到去中心化的存储系统。尽管这种方式无法完全替代平台提供的完整元数据,但在平台档案受限时,它能提供有力的证据链与样本集,特别是在追踪错误信息、有组织的攻击广告或疑似外部干预时具有即时价值。
对谷歌而言,恢复或至少解释档案变动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平台若想维持其"透明度工具"的公信力,需对其存档策略的调整承担更明确的沟通与责任。理想的做法包括公开发布变动原因、提供历史数据的可访问备份、与独立第三方合作以确保数据的可审计性,并向受影响的研究与新闻社区提供迁移工具与支持。短期内,一次性的数据导出或API访问权限可以极大缓解研究者因档案不可用而面临的困境。 更广泛来看,这一事件再次证明,民主社会不能完全依赖私营平台自愿提供的透明工具来维持公共监督。平台控制着巨量的信息通道与数据资源,若无外部规则约束,其政策调整会直接影响公共论述空间的可检验性。
因此,监管框架需明确平台在涉及公共事务信息记录时的保存、披露与可审计义务。欧盟在数字治理上的持续推进提供了立法机会,立法者应借此加强对政治广告透明度与长期数据保存的法律保障。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这件事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数字时代的政治记忆并非自然而然会被保存。参与监测、支持独立媒体与研究项目、向监管机构表达关切,都是维护公共信息可检验性的方法。公民社会的参与可以促成更多去中心化的保存努力,从而在关键时刻为历史留下不可篡改的证据。 最后,这次存档事件是对我们如何在平台主导的信息生态中维护民主与记忆的一次提醒。
透明并非仅仅是工具的存在,更是制度安排、法律保障与社会参与共同作用的成果。若要阻止未来历史被悄然删除,需要监管者、平台、媒体、学界与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建立既技术可行又法律约束的长期保存方案。历史不能仅寄希望于企业的善意;它应当是一项由公共机构与独立机制共同维护的公共财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在未来回望时,不会对曾经发生的传播行为一无所知,也能继续以证据为基础追究责任、改进规则并守护民主的完整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