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森科主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深刻揭示了科學如何在特定政治環境下遭遇扭曲與壓制。它起源於蘇聯生物學家特羅菲姆·萊森科，該理論基於對自然選擇和基因遺傳的否定，支持環境影響可直接改變遺傳特徵的一種拉馬克主義觀念。這種違背遺傳學基本原理的理論迅速獲得了蘇聯官方支持，並在約1930年代至1950年代達到頂峰，給蘇聯的科學研究和農業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萊森科主義的興起並非純粹科學問題，而是緊密結合了蘇聯當時的政治氛圍與意識形態。當時，蘇聯正歷經集體化農業改革和大規模饑荒，政府迫切尋找能快速提升糧食產量的技術突破。萊森科宣稱其技術，如春化處理（在低溫濕潤環境下處理種子）可以大幅提升產量，並提出植物物種能在短期內透過環境調控轉變，這些主張迎合了蘇聯政治強調通過意志改造自然和創造新人的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萊森科放棄了基因的存在與作用，稱基因是資產階級的發明，並聲稱遺傳特性可通過後天習得而且可遺傳，這與主流科學界依據孟德爾遺傳規律和現代進化論截然不同。萊森科的理論中還包括植物嫁接能導致遺傳改變的說法，這在現代科學中僅有極少數的水平基因轉移現象可與之類比，但當時他拒絕承認基因學說本身。政治領導層的支持是萊森科主義得以廣泛推廣的關鍵。斯大林親自為萊森科的演講作出了改稿支持，在黨內宣傳機器的推波助瀾下，萊森科被塑造成農業革命的救世主。那些堅持遺傳學真理的科學家則被貼上“資產階級假科學”的標籤，許多人遭到解雇、監禁甚至處決。作為反對者的遺傳科學家尼古拉·瓦維洛夫被捕，最終死於獄中，蘇聯的基因學研究遭遇嚴重打擊。
1948年，蘇聯農業科學院在萊森科組織下舉行會議，正式宣布萊森科主義為唯一正確的生物學理論，並全面禁止遺傳學研究。此後，蘇聯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紛紛清除基因學內容，撤銷相關課程，甚至摧毀模型生物如果蠅的實驗材料。萊森科的學說在官方教科書、影視作品和大眾宣傳中被不斷鼓吹，其追隨者甚至將納粹主義的種族理論指向遺傳學，將自身標榜為社會主義的勝利。除了蘇聯本土外，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東德以及中國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崇萊森科主義，剝奪或壓制了遺傳學的學術自由。與此同時，圍繞萊森科主義的伪科學理論謬誤層出不窮，學界對此極為指責。雖然有個別西方學者如英國物理學家伯納爾公開支持，但大多數科學家將其視為科學倒退的典型。
隨著斯大林逝世及政治氛圍變化，萊森科主義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開始被批判，科學界恢復了正常的研究秩序，遺傳學逐步重見天日。現代生物學特別是分子生物學的進展早已充分證明基因的本質和遺傳機制的科學性。當代對萊森科主義的反思中，學者多將其作為政治干涉科學的典範警示，強調學術自由與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當今一些聲音曾企圖從表面上類似的現代表觀遺傳學找尋萊森科主義的根據，但表觀遺傳學的研究顯示，環境誘導的表型變化多數短暫且不具備完全遺傳穩定性，與萊森科之主張大相逕庭。萊森科主義留給後世的，不僅是被政治理念完全擠壓的科學真理，更是對權威主義干涉科學體系、人為製造「官方真理」的深刻控訴。在全球科學研究更加開放與多元的今天，萊森科主義的歷史提醒我們必須警惕任何試圖以意識形態替代科學證據的行為。
在當代重視證據與理性思辨的科學共同體中，科學方法和自由探究被視為抵禦偏見與迷信的最後防線。萊森科主義的陰影也呼籲政策制定者在推動科學發展時，應避免短視和政治化，積極營造尊重科學、鼓勵創新的生態環境。學術界和大眾有責任認識和傳遞這段歷史，汲取教訓，讓科學真正成為人類進步的基石。萊森科主義的興衰是科學史上一次深刻的警鐘，昭示著唯有科學精神的堅守和政治環境的明智引導，才能促進知識的發展與應用，惠及社會與未來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