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L·赫林(Harold L. Hering)是美国空军的一名退役军官,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质询引发了关于核武器发射权、指挥控制与道德责任的广泛讨论。赫林曾在越南服役并立下战功,但在担任民兵(Minuteman)弹道导弹操作员期间,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触动制度根基的问题:如果总统精神失常或受到严重影响,导弹的发射命令有没有机制去防止由此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赫林的疑问并非感性冲突,而是基于对职责与良知的深切关怀。在训练期间,他向上级提出了关于核指挥链中"检查与制衡"细节的询问。按照当时的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OP)与核指挥控制原则,国家指挥权(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是发射核武器的最终决策者,而执行层则负责按规范执行命令。所谓"两人规则"旨在防止单人错误或蓄意操作,通过让两名操作员独立核对授权码与密封认证器来确保发射命令的真实性。 然而,这套程序侧重于验证"命令是否来自合法来源",而非"发出命令者的精神状态是否适合下达如此决定"。
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在随后对核指挥控制系统的报道中指出,制度关注的是总统的身份认证,而不是总统的判断能力或精神健全性。赫林的质疑因此暴露出制度上的一个根本性盲点:当系统只核验形式要素时,它可能忽视潜在的人为风险。 赫林并没有拒绝执行命令的权利主张,他更强调的是作为执行者应当被赋予的"知情权"和"道德判断空间"。在他看来,操作员在转动发射钥匙、执行毁灭性行为的关头,至少应当知道是否存在由上而下的制衡机制,以及何种情况下可以暂停或质疑命令的合法性。他指出军官的誓言不仅要求服从,更要求按良知与国家利益行事。 对军方而言,赫林的问题被视为挑战传统的军事纪律和命令链完整性的行为。
1975年,空军以"未能证明具备可接受的领导素质"为由,建议对赫林予以行政性解除服役。尽管赫林上诉并在空军调查委员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立场,委员会最终仍裁定解除他的军籍。随后赫林离开军队,先后从事长途卡车司机与辅导员工作。多年后,他因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的良心被肯定,并在2017年获得和平修道院的"良心勇气奖"。 这个事件之所以引人深思,不仅在于个人命运的戏剧性转折,还在于它揭示了国家安全决策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矛盾。冷战时期的核战略强调决策的迅速性与集中化,这种模式在应对敌对国家突然攻击时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决策权的高度集中意味着极少的制度化制衡,尤其当最高决策者出现精神或行为异常时,系统内并没有明确的介入与阻止程序。 当我们回溯赫林的处境,可以看到军人职业伦理与服从命令之间的复杂关系。军队运行依赖于严格的服从、纪律和清晰的指挥链,但任何强调绝对服从的体系都容易忽视个体在非常情形下的道德判断。赫林的主张并非要瓦解军纪,而是希望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确保在最关键的环节中存在人性化与责任的保障。 媒体与学界对该事件的讨论延续了数十年。罗森鲍姆的长文将赫林的提问呈现为对核时代最根本问题的质询:当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时,制度如何应对那个人失去理性或被错误信息左右的风险?这一议题在之后的总统体检、精神健康评估以及对核武器控制制度的讨论中不断被引用。
赫林的案例也在公众层面引发了更广泛的担忧:普通民众能否信任极少数人掌握着毁灭性武器的最终发射权?在民主制度下,核武器的使用是否应当建立在更强的制度透明度与法律限制之上?这些问题在冷战后仍具现实意义,尤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领导人行为难以预测的时代背景下。 在后来几十年里,美国和其他核国家对核指挥控制进行了多次技术与程序上的改进,试图通过更可靠的通信、更严格的认证以及多层次的核风险管理来降低误发与滥发的概率。然而,许多制度设计仍然保留着对最高决策者授权的高度依赖。技术层面的完善无法完全替代对法律与伦理框架的审视,因此对权力滥用或精神健康问题的系统内应对仍是必要的讨论方向。 赫林的选择与遭遇也引发了关于吹哨人保护与军内异议权利的法律与伦理反思。军事组织通常限制公开质疑指挥决策的渠道,为的是保护机密与维持战时效能。
然而当质疑来自对核心制度安全的合理关切时,如何在保密需求与公民权利之间找到平衡,是现代民主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 公众对赫林的同情反映了一种对责任与良知的期望: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人们希望操作员不仅是机械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对后果有所意识的道德主体。他的问题打破了"命令即真理"的简单认知,提醒社会关注在极端权力关系中个体伦理所扮演的角色。 当代核安全倡议者常常引用赫林的故事来推动增强透明度、引入更多制衡机制以及改善对领导人精神健康与决策能力的评估手段。倡导者主张对核授权程序进行法律性约束,使之不仅仅依赖于单一职位的决策权,而是在紧急情况下启动既定程序以验证决策者的能力与判断。 然而,任何制度改进都面临权衡。
增加程序性检查可能带来决策延迟,这在需要迅速反应的军事情境中可能造成风险。如何在防止滥权与保证反应速度之间取得合理平衡,是技术、法律与伦理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 回顾赫林的经历,我们不能忽视个人勇气在推动制度反思中的作用。他的怀疑与坚持迫使公众与学界重新审视那些被默认的安全机制与权力运作方式。即便他本人因此付出了职业代价,他的质询为后来对核指挥控制的批判性讨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对普通读者而言,赫林的故事也是一个提醒:国家安全问题并非仅属于军事专家或政治精英。
核武器的潜在威胁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因此公众有权参与关于这些制度的监督与讨论。民主社会应当鼓励负责任的透明度,同时为那些基于良知提出合理质疑的人提供基本的保护。 在信息化与技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核指挥控制同样面临新的挑战。网络安全、误报、自动化决策系统以及人工智能的引入,都可能在原有问题上叠加新的复杂性。赫林的核心关切 - - 如何确保在关键时刻作出理智决策并防止灾难性误判 - - 在新的技术环境下显得更加迫切。 结语式的反思并非要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希望通过回顾哈罗德·赫林的故事,唤起对制度设计、法律保障与道德责任的持续关注。
他的良心之问提醒我们,任何赋予个体以极大权力的体系,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制衡、透明与救济机制,以保护国家与人民免受盲目决定带来的不可逆后果。正视这些问题,是维护全球安全与人类未来的共同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