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和审美实践,它承载着多元的意义和价值。学习如何拥有良好的品味实际上意味着学习如何进行翻译。翻译过程中的难题与自由,正巧体现了品味所具备的丰富内涵和实践价值。品味,它既可以指个人的审美能力,也可以指对象自身的品质,甚至代表了一种神秘但真实存在的"美好"。在翻译的领域中,这种"美好"并不具备单一的标准或铁则,而是以多样且恰当的方式呈现,正如翻译可以有多种不同且有效的表达版本,却无法复制原文的全部内涵和音韵。 法国历史学家兼文学翻译家布雷克·史密斯指出,翻译的成功无法被事先确定,它类似于打扮、布置房间、筹划派对等行为,需要有机地融合个人风格与社会期望。
在这些操作中,品味起到了调和矛盾、实现独特匹配的重要角色。品味是一种无规则可循的审美判断力,既非纯粹主观意愿,也非完全客观规范。它恰好存在于两者之间,是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做出适当判断的能力。 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晚年对审美判断的研究中强调,判断是一种独立于思考和意志的精神活动。在她看来,人们在没有固定权威或逻辑规则约束的情况下通过意见交流来完成判断,这种活动是政治与伦理行动的基础。尤其在当代,人们无法依赖统一的文化遗产或科学理性来指导决策时,审美判断的探讨对理解"美好"的多样性极为关键。
阿伦特还揭示了当代社会对于判断力的普遍忽视,反而沉浸于充斥宣传和陈词滥调的公共舆论之中,造成政治与伦理决策的严重混乱。她主张通过对艺术、文学及文化享受中的审美讨论,反观判断力的运作,从而提升我们对个人道德与公共政治复杂性的认知。 值得关注的是,阿伦特的学生迈克尔·丹尼尼在研究"品味"的课题时指出,现代社会中"品味"这一概念,其实起源于十七至十八世纪西欧的美学与伦理思潮。当时的思想家如波伊勒和谢夫茨伯里不仅将品味视为纯审美的感知,还注重其与生活实践、个人特质关联的伦理维度。丹尼尼认为,品味与判断虽相关联,但品味更强调愉悦、身体经验和个人的特殊性,这一点在康德后的哲学中被忽视。 历史上,对品味的思考常汇聚于文学对话、随笔、戏剧和格言中,通过不同人物赏析美学对象的讨论,展示如何培养品味。
这些思想家没有依赖管制性的规则,而是借助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家作为范例,借鉴其优劣来训练审美能力。其中一个杰出代表是法国耶稣会语法学家布胡尔,他提出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美学概念,即"je ne sais quoi"。这个概念表达了一种难以言说但确实存在的魅力,既非完全主观的幻想,也非理性可穷尽的对象。 "我不知道是什么"既代表了品味中难以捉摸的那一份独特感受,也强调了审美选择有其理性的基底。这种体验让我们能够识别出不适当的审美,比如"坏品味",同时通过教育和模仿达到"好品味"。布胡尔认为,良好的品味来源于翻译,也就是将古典文化与语言中的美学智慧转化并适应当代语境的能力。
翻译不仅是字面上的转换,更是对思想和情感的再表达,需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与接受者的感受和期待,实现语言与意义的恰当对接。 例如,古罗马诗人卢甘的诗句"胜利一方得神青睐,败亡之方得凯顿欣赏"在翻译至法语(基督教语境)时面临着意涵转换的挑战。在原文中,该句彰显一种超越胜负的崇高精神,体现老罗马的美德而保持判断的自主性。然而若直接翻译,其含义可能被误解为对基督教上帝的违抗。翻译者必须在忠实原文与符合现代文化语境之间找到平衡,这一过程体现了极其细腻的品味和判断。 伴随这一点,品味还与"机智"或"分寸感"(法语中的tact)密切相关,体现了对他人情感与社会语境的敏感度。
换言之,翻译的艺术是一种伦理行为,它涉及对话的可能性与文化的互通。通过翻译,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背景的文化桥梁得以构建,这在全球化时代尤为重要。 而当代文学翻译者往往对这种用于妥协和调和的翻译方法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直接呈现原作的难点和张力。然而,我们不可忽视早期现代时期美学思想对于理解现代翻译实践的启示。正如丹尼尼指出的,这些思想家成功地开辟了理解"共同感"与"无可言说之物"的新途径,他们承认某些审美与伦理选择无法通过科学理性完全解释,却并非毫无根据或纯属随意。 随着现代科学兴起,人们开始将现实划分为可被客观量化的科学领域和不可知的主观经验领域。
品味和判断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处理着日常生活中需要依赖常识和审美情感做出合理选择的情境。如今,"常识"往往被误解为迷信或偏见,而丹尼尼及早期现代者则试图严肃对待并理清由"我不知道是什么"所引发的体验与感知,将其视为一种不同的、真实存在的经验形态。 总结来看,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技巧,更是一种通过理解和调整表达来培养品味的过程。它教会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既尊重原作精神,又使之为当代读者所接受。通过这样的"翻译",我们学习如何判断美好,如何在无定式的选择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与伦理立场。品味因此成为一种独特的判断力,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世界中求得平衡与和谐。
在全球化高度连接的今天,翻译的作用愈发凸显。它不仅是信息流通的工具,更是文化认同的桥梁和政治伦理实践的基础。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共存的现实,我们必须通过翻译锻炼自己的品味,使其成为理解他者、尊重差异以及促进对话的重要能力。正如对话中的两位文人通过相互启发和经典比对而提升审美鉴赏力,我们个人和社会也需要通过不断地"翻译"与反思,来培养开放、细腻且富有判断力的品味,从而实现更为丰富且多维的文化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