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再次抛出强硬措辞,威胁自10月1日起对任何未在美国建设制造工厂的品牌或专利药品征收100%关税。此言一出,迅速引发全球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投资者以及政策观察者的强烈关注。要理解这一举措可能带来的后果,必须从贸易政策背景、制药制造与供应链实务、法律与国际贸易框架、对患者与市场价格的潜在影响,以及企业与投资者应对策略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特朗普的关税表述并非第一次出现。他在过去一年内多次提出高额药品进口关税的可能性 - - 最高曾言及200%,随后又提出不同幅度和时点的实施方案,最终一度将某些进口产品关税限于来自特定地区的商品。当前这次"100%关税"的声明明确提出例外:那些"正在在美动工或正在建设制造设施"的公司可以豁免。
这一例外条款显然是为了激励制药企业将生产迁回美国或至少在美国新建产能,从而推动所谓的"回流制造"(reshoring)并增加国内就业与生物制造能力。从产业实务角度看,制药制造复杂且高度分散。小分子化学药品通常由活性药物成分(API)供应商、制剂厂家和包装商等多个环节共同完成;而生物制剂(包括单抗、疫苗和基因疗法)需要更高技术门槛的细胞培养、生物反应器、下游纯化和冷链分发能力。许多跨国药企采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将原料或中间体在印度、中国或欧洲生产,再在其他地点完成最终制剂或分装。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合同开发与制造组织(CDMO/CMO),它们为中小生物科技公司和大药厂提供外包制造服务。如果美国单方面对"未在美建厂"的药品征收巨大关税,整个外包与供应链体系将面临重新布局的巨大压力。
关税的直接市场信号也值得注意。历史上,贸易防御性调查(如Section 232关于国家安全的调查)并非总以关税收场,但在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看来,贸易政策是迫使跨国公司调整供应链的有力工具。对制药行业而言,关税或成为谈判筹码,促使公司尽快宣布在美投资以规避潜在关税;这在过去已经促成数亿美元级别的制造投资承诺。近期Amgen宣布扩美国内制造投入数亿美元,部分分析师将其归因于政策不确定性下对"在美制造"承诺的提速。然而,从实现角度出发,扩大或迁回制造并非短期动作。建设符合药品良好生产规范(cGMP)要求的工厂需要多年时间和数亿美元投入,尤其是生物制药设施的建设周期更长。
设备验证、工艺放大、监管批准和人员培训都需要时间和专业能力。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尤其脆弱,因为它们往往依赖第三方生产,且资本和资源有限。对于已经外包或在海外有长期供应关系的公司,短期内只能通过库存调整或变更供应商来应对关税风险。法律与国际贸易框架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核心问题。Section 232允许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进口商品采取措施,但自1980年代以来并非所有调查都以关税结论告终。征收针对性关税可能会遭到企业和贸易伙伴的法律挑战,包括在美国法院内的行政法诉讼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争端解决。
其他国家亦可能视之为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并采取对等报复,尤其是那些依赖对美药品出口的供应国。关税若涉及原料药或中间体,可能会影响全球生产成本并扰乱跨国厂商的供应协同。对患者和药品价格的影响是政策讨论中最敏感的部分。表面上,推动在美制造旨在保障药品供应链安全、创造高质量就业并理论上降低长远风险;但若征收高额关税实际转化为医药进口成本的急剧上升,药品在美售价可能会短期内升高。制药企业要么选择自行吸收关税成本(压缩利润),要么转嫁给消费者或医保体系。考虑到美国已有复杂的药价谈判、医保支付与折扣结构,实际传导路径难以预测。
对于仿制药和常用药,供应链震荡可能导致短缺风险,从而进一步推动价格波动。市场反应上,关税消息往往带来股市短期波动。奇怪的是,部分制药与生物技术ETF在有关声明后出现上涨,原因可能是市场解读为多数大型药企已有一定的美国产能或正在建设中,从而可以免受全面打击;同时,短期内对国内制造投资利好相关设备供应商、工程公司与CDMO也会形成积极预期。但长期影响需看具体实施细则与外部反应。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对医用器械的并行调查。政府宣布对医疗器械进行Section 232审查,分析师认为器械行业的外包和进口比例普遍较高,因此可能面临更为显著的冲击。
设备制造依赖零组件和原材料全球采购,任何单边关税举措都可能引发更复杂的供应链替换成本。面对政策不确定性,制药企业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包括在美国加快宣布投资与动工以求豁免条款;与CDMO签订长期本地化生产协议;多元化供应链与建立更高的安全库存;重新评估定价与合同条款以应对可能的成本转嫁;以及在法律与监管层面积极游说与寻求豁免。对于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早期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透明度显得尤为重要,投资者和合作方往往会更看重其制造可及性与法规合规能力。从国际角度看,美国若施行高额药品关税,可能引发贸易伙伴和出口国的反制措施,影响全球药品流通格局。长期而言,全球医药供应链可能出现区域化或"圈层化"趋势,即各经济体在地理与政治上更倾向于构建内需导向的生产网络。对原材料和关键中间体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现状将带来战略性再评估。
国家间可能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寻求豁免、减税或建立互惠制造安排,从而缓解贸易摩擦。投资者角度应关注的关键要素包括公司在美国的实际制造能力、在建项目的进展与资金来源、与本地制造相关的长期合同及合作伙伴关系、供应链的分散程度以及公司管理层在面对贸易与政策风险时的沟通态度。制药行业的估值与长期收益更多地取决于其创新能力与市场准入能力,而非短期关税问题;然而,如果政策真正推动大规模资本支出用于在地化生产,相关受益方包括工程承包商、CDMO、工业设备与自动化公司等。政策设计的细节将决定其成效与副作用。若关税仅作为谈判工具以促成制造投资,且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快速审批与补贴以降低企业搬迁成本,那么制造回流可能逐步实现,长期或有助于提升国内生物制造能力与就业。但若关税突兀实施且缺乏配套支持,可能导致供应链混乱、药品价格攀升与国际贸易摩擦。
法律挑战和WTO争端亦会延长不确定性,企业可能在立场上采取观望或短期合规的策略。在可预见的未来,几种情形较为可能。第一,政府可能将关税作为筹码,通过威胁促成企业提前宣布在美投资,但实际征收可能被推迟或分阶段实施以减少市场冲击。第二,若行政手段被法院或国际组织部分阻止,政策效果将有限,行业将继续依赖现有全球化供应网络。第三,在最极端的情形下,若关税迅速实施且覆盖广泛,短期内将触发生产迁移、价格上浮与国际报复,长期则促成产业结构性调整与区域供应链重构。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平衡国家安全、公共健康与经济成本至关重要。
务实的路径应包括鼓励本土制造但同时提供合理的过渡期与财政支持,确保药品可及性与价格稳定。对企业而言,最佳应对是尽快完成供应链映射、评估在地建厂或合作的可行性、加强与监管部门和政府的沟通,并在资本配置上保持灵活性。对投资者而言,关注行业内那些已具备或正在快速扩建美国产能的企业可能降低政策风险敞口,同时也要警惕短期内因政治因素引发的市场波动。总之,特朗普提出的100%药品关税威胁把全球制药行业推回到供应链安全与制造自主的中心话题。该威胁已促使一些企业加速公布在美投资计划,但真正的影响取决于政策细节、法律挑战与国际回应。制药业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政策都难以快速改变全球生产网络。
未来数月到数年内,监管动向、企业投资决策与国际协商的进程将共同塑造药品生产与贸易的新格局。对于各方而言,在不确定性中保持信息透明、速度与灵活性是缓解风险与把握机遇的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