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文化成就闻名于世，尤其是其旧王国时期，造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金字塔建筑和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尽管古埃及的历史和考古研究极为深入，关于古埃及人的遗传来源和人口迁徙的问题却长期未能得到全面揭示。这主要归因于埃及炎热、干燥气候导致的恶劣DNA保存环境，使得完整的古基因组测序极为困难。近期，科学家成功对一位出土自努韦拉特（Nuwayrat）遗址、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间，即旧王国早期的古埃及成年男子遗骸进行了2倍覆盖度的全基因组测序，这一突破为研究埃及古代人口的遗传结构开启了新篇章。努韦拉特遗址位于开罗以南约265公里的贝尼哈桑附近。该男子遗骸发掘于陶瓷大罐内的石穴墓中，罐葬方式及墓葬环境可能帮助保存了宝贵的古代DNA。
这位男子身高约157至160厘米，估计年龄在44至64岁，牙齿损耗明显，且大部分关节及椎骨表现出严重的骨关节炎，反映其生前曾经历较长时期的体力劳动。通过多重骨骼压力迹象推断，他的职业或与制陶有关，这与古埃及壁画中陶工形象相符。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这名男子童年时期生活在尼罗河谷干热环境，饮食以陆地动物蛋白、麦类为主，含有典型埃及人的多样化食物结构。基于全基因组数据的遗传分析揭示，该男子基因组主要由约77.6%的北非新石器时代成分构成，这一部分与位于摩洛哥的中期新石器文化遗址Skhirat-Rouazi出土的遗传体两者高度相似。同时，其余约20%的祖源基因则与东部肥沃月湾地区，尤其是古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新石器时期居民存在显著遗传亲缘关系。通过多维尺度分析、ADMIXTURE遗传成分聚类以及qpAdm模型建构，科学家们排除了单一祖源模型，而找到了包括北非新石器和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遗传成分的最佳双源混合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非新石器组分中包含早期来自伊比利亚及黎凡特地区的古代移民影响，但东部肥沃月湾成分的出现，表明了早期埃及与西亚地区之间不仅存在物质文化如陶器、牲畜驯养和文字等交流，亦有实质的人员迁徙与基因流动。除基因分析外，骨骼及牙齿形态学研究亦显示该男子与北非及近东古代人群具有高度的生物学亲和性，进一步佐证了基因数据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遗传数据未发现与现代东非埃塞俄比亚遗骸如4500年前‘莫塔’个体等显著的亲缘联系，提示该古埃及男子的祖先并未受显著的东非影响。这为古埃及人口构成提供了重要补充，强调北非与西亚的基因联系在早期埃及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纵观埃及历史，旧王国时期位于埃及政治统一后不久，正值文明快速发展阶段。考古证据显示，至少自第六千纪起，肥沃月湾地区与埃及之间就存在贸易与文化交流，驯养动物、栽培植物、陶器制造和文字系统等“新石器套餐”逐渐传入埃及。
此项全基因组研究验证了这些交流也伴随着人员的迁徙和基因流动。在后续的青铜时代及更晚的古埃及历史阶段，遗传学证据表明勒凡特地区人群基因成分在埃及逐渐增加，突显了埃及与其北部邻近地区之间动态的人口交融过程。尽管本文基于单一个体的数据，仍为研究古埃及及其邻近地区人口历史提供了突破性视角，也提示未来通过更多样本的古代DNA测序，能够揭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古埃及人口多样性与演化过程。基于高质量DNA样本的遗传分析结合传统考古和生物学方法，正逐步消解历史尘埃，还原了数千年前跨洲文明之间交错的人类故事。这项研究亦为考古DNA技术在炎热气候条件下的应用树立了范例，展示了如大罐葬等特殊埋葬环境可能有利于古DNA保存。总的来说，努韦拉特古埃及男子的基因组构成展现了一个由本地北非祖源及来自东部肥沃月湾区域的共融基因池，反映出早期埃及城邦与邻近地区之间复杂的人口互动。
基于这一研究框架，现代考古与基因学的融合正日益促进我们对古代文明内部结构及跨文化交流的深入理解，为重新解读人类文明起源与传播提供重要科学支撑。未来，结合更多来自不同时间及地点的古埃及个体基因数据，将为完善埃及古代人口史、生物多样性及文明演进机制提供关键线索，助力构建历史最真实的人类遗传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