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出现显著变化。标普全球评级在最新报告中发出警示,称中国银行正面临"日本化时刻":长期低增长、利润持续受压、对信贷损失高度敏感,可能陷入类似日本上世纪90年代后长期停滞与银行体系盈利能力低迷的局面。理解这一判断的逻辑、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可行对策,对投资者、监管者与银行自身均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日本化",通常指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低通胀甚至通缩环境,名义利率长期偏低,银行净利差(NIM)和盈利能力持续下降,金融机构通过承担更多风险或依赖政府支持维持表面稳定的状态。对中国而言,标普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央行为保障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而持续降息并实施宽松信贷政策,直接压缩了银行的中间业务空间与利差收入。报告指出,一年期与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被历史性下调,叠加疫情时期对小微企业的费率减免以及对消费者理财、保险等产品收费的下调,导致银行可得的非利息收入增长受限。
净利差是银行盈利的核心指标。标普预计,在政策性降息持续并在2027年结束的情景下,中国银行业的净利差将从2024年的1.52%降至2027年的1.27%。这一幅度的下滑如果发生,将对大多数中小行的盈利能力造成严重挤压,逼迫其通过承担更高风险或削减成本来维持盈利水平。与此同时,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行也改变了资产端的配置逻辑。2023年至2024年间,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从约2.64%降至创纪录低点1.64%,虽然此后有所回升至约1.9%,但低利率环境促使保险公司等传统固定收益需求者转向银行股寻求更高分红回报,推动银行股自2023年以来出现反弹。然而股价反弹并不能根本改变盈利结构性受损的现实。
中国银行业的弱点并不只在利率层面。长期以来,为配合宏观政策、稳定房地产与地方融资等关键领域,商业银行被要求向较弱的借款人续贷或提供优惠利率。疫情期间的专项政策更是强化了对小微企业的费率减免。这样的政策导向短期内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与维护就业,但长期会削弱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与收益率框架。 此外,地缘政治因素限制了部分银行的国际化步伐。与其他成熟银行体系相比,多渠道跨国经营可以分散利差压力与风险,但对许多中国银行而言,外部扩张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既成本昂贵又风险难测。
标普在报告中指出,虽然国际扩展短期内可能缓解国内净利差下滑,但相关子行或分支机构在海外的信贷损失潜力不容忽视,未来可能形成高代价的风险暴露。 结构性风险的另一面是资产质量的潜在恶化。房地产长期占据银行贷款的大头,地产市场的调整与去杠杆使得银行对开发商与相关上下游企业的信用暴露增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及影子银行体系的关联让系统性风险更加复杂。尽管中国监管层在近年加大对不良贷款处置与市场化债转股等工具的使用,但在低利差、低增长的组合下,银行通过容忍更高的不良率来维持表面信贷扩张的欲望仍然存在。 面临这些挑战,监管与市场可以采取若干路径以避免陷入"日本化"的长周期困境。
首先,货币与财政政策需要更精准的协调。在强调增长与就业稳定的同时,应逐步给银行更大的利润恢复空间,允许风险定价在信用市场中发挥作用。要避免长期通过行政手段压低利率或强制性让利来维持短期稳定,这类做法会侵蚀金融中介功能并扭曲市场信号。 其次,推动银行业务结构转型是提升韧性的关键。中国银行业可以通过提升非利息收入占比来弥补利差压缩。具体方向包括发展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行业务与跨境金融服务,增强收费服务的多样化与附加值。
同时,数字化转型可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通过更精准的客户画像与定价实现存贷利差的改进。 第三,深化市场化债务重组与不良处置机制至关重要。建立更完善的破产与重整框架,增强市场化债转股、债务重组与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有助于加速不良资产的出清,恢复银行的信贷空间与资本充足率。同时,推动公开透明的资产质量披露可以重塑投资者信心,降低市场对系统性风险的过度恐慌。 第四,完善宏观审慎与存款保障制度可以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提高存款保险覆盖与透明度、建立更明确的跨境救助与分离标准,可以减少在冲击来临时对银行系统的恐慌性挤兑。
同时,监管当局需建立有效的危机应对工具箱,包括快速资本补充、流动性支持与有序的机构清理程序。 第五,房地产与地方政府融资的结构性改革是防范中长期风险的核心。应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去杠杆与供需结构调整,完善住房制度以减少对投机性需求的依赖。此外,地方财政需转向更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减少对银行隐性或显性融资的依赖,推动地方政府资本平台市场化、透明化运作。 第六,支持银行内部治理与风险文化建设。长期低利差环境容易诱发"以量换价、以冲规模换息差"的短视行为。
监管应强化对风险管理的约束,推动银行建立以风险调整回报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提升对信用风险、利率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敏感度。 最后,国际合作与审慎国际化仍值得推进。部分领先银行通过优质的海外并购与合资企业实现业务多元化,但必须建立严格的风险评估与合规体系,避免因外部政治与监管差异带来的额外损失。对外扩张不能成为规避国内结构性问题的替代方案,而应是长期稳健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国银行业将面临几种可能情形。最乐观的情形是宏观增长在政策组合下稳步回升,利率逐步回归中性水平,银行通过业务转型与成本控制抵消部分利差压力,不良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可被遏制。
另一种情形是利差长期低位,经济增速长期回落,银行被迫通过承担更高风险来维持利润,逐步陷入"日本式"长期低增长与薄利运行。最悲观的情形则包含资产质量大幅恶化、信用事件集中爆发,引发信心危机与系统性风险,需要大规模财政或央行干预才能稳定局面。 应对"日本化"风险并非单靠银行一方就能解决。监管政策需要在稳定与市场化之间找到平衡,给予银行合理的利润恢复空间,同时强化风险处置与监督机制。银行则需主动寻求转型,提升非利差收入、优化资产负债管理、强化数字化能力与市场化风险定价。企业与地方政府要减少对银行隐性融资的依赖,财政支持需更加精准,避免长期转嫁风险给金融体系。
对于普通公众与投资者而言,理解这些趋势有助于更理性地评估金融资产风险与回报。银行股短期可能因收益替代效应而受到追捧,但长期估值应反映未来可持续盈利能力与不良风险。关注银行的净利差趋势、资产质量、拨备覆盖率与资本水平,以及监管政策的调整,是进行投资判断的关键维度。 总而言之,标普的"日本化"警示为中国银行业敲响了警钟,但并非宿命论。通过更市场化的利率体系、有效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结构优化与宏观政策的精准配合,中国银行仍有可能避免跌入长期低增长的陷阱。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与市场参与者能否在短期稳定与中长期可持续之间找到平衡点,推动银行体系朝着更健康、更具韧性的方向转型。
未来几年将是检验中国银行业应对能力与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任何忽视深层次矛盾的短期化措施都可能埋下更大的风险隐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