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加拿大媒体行业经历了剧烈动荡。大量新闻机构关闭，数以万计的媒体从业人员失业，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持续下滑，特别是在地方新闻领域更是“新闻荒漠”现象加剧。媒体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危机，更是影响加拿大民主和公共 discourse 的重大隐患。 这种危机的深层根源，正是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崛起和对数字广告市场的垄断。以谷歌和Meta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凭借其技术优势和市场支配力，几乎完全掌控了加拿大的数字广告资金流向。根据2024年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的数字广告投放每年已超过142亿加元，但其中92%的广告费用流入了这些外国科技企业，而传统媒体渠道则面临资金断流的困境。
媒体的衰败并非偶然，它与广告市场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加拿大的税收政策曾通过限制企业在国外出版社和广播媒体广告扣税，促进本土广告市场发展，确保本国媒体获得必要的经营资金和广告支持。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及数字广告形态的迅速演变，税收政策及法规未能及时更新，形成了对外国互联网媒体广告支出全额扣税的漏洞。该漏洞导致大量广告预算流向外资大科技企业，加剧了本土新闻媒体的资金流失。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修订《加拿大所得税法》中的相关条款，限制对海外数字广告支出的全额扣除。通过税收杠杆机制，激励加拿大企业将广告投入重新导向国内媒体，增强新闻机构的资金实力。
这不仅能帮助本土媒体重建商业模式，还能够维护加拿大媒介环境的多元和丰富性。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参议院和众议院财务委员会均认同此项改革必要性，向政府提出了明确建议，显示出政策层面的支持意愿。 除此之外，数字广告市场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程序化广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的泛滥。这种依托自动化竞价系统的广告投放方式虽然高效，却也带来了品牌形象安全的隐患。众多优质品牌的广告出现在暴力、色情、阴谋论等有害内容旁，造成公信力严重受损。诸如Meta将一个知名交友品牌的广告与未成年性化暴力内容并置，以及谷歌允许煽动仇恨和传播虚假信息的网站牟利事件，均表明大科技企业在广告内容监管上失职。
程序化广告的核心机制是通过收集用户数据并自动匹配广告位，这一过程缺乏透明度和可控性，使得广告主无法完全监控其广告的最终投放环境。尽管谷歌和Meta宣称有品牌安全机制，但实地调查和多起曝光事件显示，这些机制形同虚设，广告资金无意中被有害内容“洗钱”，助长了虚假信息和恶劣内容的滋长。 要想遏制这一现象，必须建立涵盖所有数字平台的监管框架，要求广告交易透明，确保平台承担起审查责任和数据披露义务。只有当平台对广告投放实现有效监管，广告主才有信心将资金用于健康有益的媒介环境，促进优质新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 大科技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已成为继“大烟草”和“大制药”之后的新型行业巨头，他们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不容忽视。面对这种局面，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联合起来，对科技巨头施加合理的监管压力和政策引导，以保护媒体行业的生态健康和公共话语空间的完整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报告积极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改革广告税收政策，修订法律法规，完善透明度要求。许多媒体机构和社会组织纷纷加入到推动媒体生态复兴的行列中。尽管挑战巨大，但实现数字广告市场的公平竞争，支撑本土新闻出版，是实现加拿大媒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目前，Friends of Canadian Media 等组织正在积极制定代码修正建议，力图消除税收漏洞并推动媒体振兴。与此同时，社会对大科技公司在广告投放中放任有害内容泛滥的质疑也日益高涨，呼吁建立更严格的广告管理标准已迫在眉睫。 在数字时代，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民主社会的守护者。
加拿大媒体的衰退不仅意味着新闻质量的下降，更可能导致社会对事实的认知被扭曲，虚假信息盛行，公共信任瓦解。唯有通过税收政策改革、市场监管加强及社会共同推动，才能重建一个健全、公正且多元的加拿大媒体生态。 综上所述，虽然加拿大媒体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时不我待，仍有扭转局势的空间。政府应当利用税收政策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引导广告资金更多地流向支持本土新闻机构，激发媒体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同时，必须建设全方位的数字广告监管体系，提高行业透明度和问责制，减少有害内容的滋生，为加拿大公众提供可靠、可信的新闻信息源。 从长远来看，这不仅是对媒体行业的拯救，也是对加拿大民主与社会稳定的守护。
加拿大有能力、有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抵御大科技企业的过度控制，重建媒体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从而塑造一个活力四射、观点多元、诚信可靠的传媒环境。只有这样，加拿大社会才能在信息时代真正实现言论自由与公正民主。
